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动摇，与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共产党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1924年9月的一天，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周佛海不听劝告，第二天即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

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得以重任。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弃蒋入汪，赴任汪伪政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佛海和汪精卫认为抗日必败，以停战求和主张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这样投靠了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与抗日唱反调，继续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可以说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几番讨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同年7月7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

1940年3月30日，日本的傀儡政权汪伪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他向汪精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直接掌握一支伪税警团，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

再投老蒋，永留历史骂名

周佛海助汪精卫策划成立伪政权后，又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表明自己“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

在抗战中期，周佛海感觉到日本人靠不住了，就抛弃汪精卫，倾向蒋介石。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特工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预感到日本必败，频繁地与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联系，并积极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还在自己家中设立电台直接与重庆方面联系，并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因周佛海所处位置很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将周佛海之母软禁在贵州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佛海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