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大连某海产品加工厂工作的女工，加工厂产品出口到日本，女工的工资大约为1000元。（时代周报记者 郭杨 摄）

文章摘自《时代周报》2011年2月14日 作者：喻盈 原题为《通往幸福的道路，在哪里开了个岔》

“中国的工资制度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没有制度。”刘植荣直截了当。

这位曾立过三等功的军校前优秀教员、留法多年的埃塞俄比亚世界银行Woreta--Woldiya项目主任、如今致力于研究中国分配制度的独立学者，一直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即便是在他新书《85%的人应该涨工资》的作者介绍里，他都毫不犹豫地加上了这样一个“头衔”：优秀共产党员。

他1980年参军，在部队考取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课堂永远挤满听众，因为他勇于传播新知。1994年他考取中法友好奖学金赴法，此后辗转欧洲、非洲工作，也熟练掌握了两门语言工具：英语、法语。在国外时时听闻祖国经济蓬勃向上的消息，两年前母亲病重归国侍奉，却忽然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幸福感缺失的焦灼？”

他在农村出生，对老家农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有所了解，但他接触的又绝不仅是底层：当年的部队战友、军校同僚，如今不少位居要职，也有人属于改革开放后的“先富”。但是刘植荣并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幸福”。通往幸福的道路，在哪里开了个岔？

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使刘植荣开始聚焦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比照世界。他将所思所想形成众多文字报告，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改革报》、《羊城晚报》等官方主流媒体广泛刊载，并为国家发改委所留意。

他立足于一手数据调研，言论却并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在《85%的人应该涨工资》里，他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足以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比如：中国相对最低收入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低；比照巴黎，北京的合理房价是2134元/平方米；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考公务员热”；“高地价导致高房价”是个伪命题；中国根本不存在中产阶级；新加坡从未“高薪养廉”……

专门在工资高的单位进行采样

世界多数国家以法律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状况定期或不定期调整。“中国有七亿多的从业人员，却没有一部工资法来调节分配关系，都是各行各业自己说了算。这是非常罕见的。”刘植荣认为，没有透明的制度，导致了分配的无序。

他首先给国家统计局挑毛病：“我在研究世界各国工资分配制度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各国政府统计部门正式发布的资料。在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时，我发现了一个荒唐的结果：中国，人均工资超出人均GDP的31%，工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2倍。这种极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国际上只能偶尔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债务国中，因为它们能够借外国钱给本国国民发工资。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就是工资统计范围过窄，搞的是片面的定性统计分析。为了出政绩，要证明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于是，统计部门就专门在工资高的单位进行采样。这就出现了人均工资超出人均GDP好多的笑话，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工资在人均GDP的65%-85%之间。”

刘植荣在《统计年鉴》的说明里找到这样一句话：“《劳动统计报表制度》的调查范围为法人单位（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也就是说，这个全国性的工资统计只涵盖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及公有经济单位职工，不包括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工作的劳动者。“这样的统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77480万人的就业大军，只统计11515万人的工资，还占不到就业人口的15%。”流动性强、社会保障不全的保洁员、快递员、保姆、发廊女的收入，更不在平均工资数据的调研之列。

这样获得的数据，偏差是不言而喻的。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09年5月19日发布的《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记载：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9229元，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为31005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为18338元，其他单位职工为28387元。“但如果更科学、全面、真实地进行工资统计，囊括全部七亿从业者，我估算全国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仅在10000元左右。”刘植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