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贝当同德国签订的停战协定，法国被肢解成两部分：占领区和自由区。北部主要工业区、巴黎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由德国占领；经济相对落后的南部和西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实际上听命于德国。军队被解除武装，只保留10万“停战军”维持“治安”。停战协定签订后，贝当政府从波尔多迁往维希。7月10日，法国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和17票弃权授权贝当制定新宪法。国民议会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呼吁：“值此民族危亡的时刻，全国人民都聚集在人人尊敬的贝当元帅周围来了。我们千万不要去破坏以他的威望所建立起来的举国一致。”

次日，贝当宣布成立“法兰西国家”，由他担任集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埋葬了存在70年之久的第三共和国。前法军总司令魏刚恬不知耻地说：“我没有打败德国人，但我打败了共和国。”贝当和维希头面人物把法国惨败归咎于议会制共和国，鼓吹“民族革命”，建立比已经崩溃的旧体制“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新秩序”；用“劳动、家庭、祖国”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取代“自由、平等、博爱”，宣称法兰西国家的目的就是“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正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格弗里德所说：“元帅好比一块磁石，他把所有受到第三共和国打击和对该制度不满、不安或者失望的人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了。”密特朗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对重返法国后的经历轻轻一笔带过：

“回到法国，我成了抵抗战士，内心并无痛苦的斗争。”这句高度概括的话，远不足以反映历史真相。

贝当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宿将，曾以指挥凡尔登战役获胜，威震一时。他在宣布“战斗必须停止”的广播讲话中宣告：“我把我自己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

像大多数被1940年的溃败弄得不知所措的法国人那样，密特朗认为法国已彻底崩溃，继续对德作战是徒劳无益的。他把贝当当作法国的救星，满以为贝当声誉卓著，只有这位老元帅能顶住德国的非分要求，保障法国人的安全和利益。贝当强烈谴责第三共和国，鼓吹建立新秩序，对此，密特朗在战俘营时就有所闻，并在心头引起某种共鸣，何况维希政府不失为一个根据完全正常的合法程序成立的政府，并且得到美国、苏联等多数国家的外交承认。至于戴高乐，他认为：“从德国看，贝当和戴高乐并不代表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贝当和戴高乐以各自的方式为法国效劳。”密特朗的家乡靠近大西洋沿岸，属德国占领区，逃亡战俘自不宜久留，且生计无着，总得找个安身立命的去处。于是，他投奔维希。在维希政府中找个差使谋生，他心安理得。
1942年3月，法弗尔·德蒂埃朗少校要密特朗到他领导的情报处工作。

他以神秘的口吻对密特朗说：“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想请您做以假乱真的工作。”密特朗作为合同雇员，在情报处工作，薪金还不如现在的最低工资，主要是抄抄写写，制作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的卡片。他当时并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停战军”内部的反德秘密情报组织掌握的一个机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流露出不满的情绪：“现在这份工作使我不心为生计发愁。但是，我觉得这总非长久之计。”3月的一天，他在剧院里头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贝当，心情颇为激动。

他在信中描写当时的情景：“我在剧院里见到了元帅。我正好坐在他的包厢对面，我有机会从从容容地仔细端详他。他气度不凡，面孔犹如大理石的雕像。”1942年4月18日，贝当在德国的压力下，重新召请一度被他清除出政府的皮埃尔·赖伐尔出任总理。赖伐尔是臭名昭著的法奸，他重返政坛后被正式授予“法国内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成了维希政府的首要人物，贝当被架空。从此，维希政权更加明目张胆地奉行卖国求荣的对德“合作”政策。

赖伐尔上台四天后，密特朗提出辞职。不过，他之所以辞职，并非由于反对维希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反对赖伐尔重新上台，而是如他自己所说，仅仅由于工作枯燥乏味，感到自己“毫无用处”，不想再干了。

事实上，他对赖伐尔并不特别反感。他在1942年4月22日给友人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德国和俄国无论谁胜谁负，只要我们自己挺得住，别人终将好好对待我们。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对政府更迭感到担忧是不必要的。赖伐尔肯定决意要使我们摆脱困境。我们是否觉得他的方法不好？难道我们真正知道他将采取什么方法吗？只要这种方法能使我们支撑下去，那就是好的。”

古堡会议后不几天，密特朗经负责安置逃亡战俘的友人让—阿尔贝·鲁塞尔介绍，进入维希政府战俘署工作，任非占领区新闻处长的副手。这使他不时有机会出差到非占领区各地与当地报刊打交道，便于掩护地下活动。他对这份工作感到满意。

他在同友人的通信中与道：“看来，我担负着一项有益的宣传使命。战俘署的情况是好的。有几个聪明能干的人物，负责非占领区工作的领导人尤为出色。同他们一道工作，可能会有好结果。”战俘署署长莫里斯·皮诺是钢铁巨头的儿子，本人也曾是战俘。他拥护贝当，但反对德国。他统管所有官方和私人的战俘安置机构。战俘署总部设在巴黎，在维希设有分署，管辖非占领区，并同贝当办公室保持联系。

战俘问题牵动着法国千万人的心。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子弟亲友不幸当了俘虏。

当时回归祖国的战俘约35万人，多半生活无着，流落各地。关押在战俘营的尚有120万人，相当于服役适龄青年的一半。皮诺在各地建立“战俘之家”和战俘“互助中心”，收容和安置战俘。这是明的一手。暗的一手是，听任手下人员在战俘和红十字会送往德国战俘营的包裹中夹带假证件、越狱工具和现款，组织战俘逃跑，并在战俘营设置情报网。他的部门成了某种营救战俘脱险的组织。皮诺对密特朗颇为赏识，委派他担任阿列省战俘互助中心副主任。

密特朗在战俘署工作，非常贴近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俘。他竭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他在“互助中心”的工作卓有成效。1942年10月15日下午5时，密特朗一生中的一桩重大事件发生了。

贝当接见了阿列省“互助中心”的四名负责人，密特朗也在其内，历时20分钟。密特朗向贝当表示忠诚和敬意，并向贝当汇报了阿列省互助中心为归国战俘募集寒衣的情况。50多年后，贝当接见密特朗的照片公之于众，在法国引起不小的震动。

1942年11月，美国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正酣、法西斯德国在北非和地中海兵力空虚的机会，决定以北非作为它参加对德作战的头一个大规模行动目标。8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美英联军在当时由贝当政府管辖的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1月11日，希特勒为防止盟军进而从北非攻取法国南部，命令德意军队开进法国非占领区，10万停战军也被解散。11月26日晚，德军一个装甲师包围地中海主要军港土伦，企图夺取停泊在港内的法国舰队。舰队司令下令将全部舰只（包括31艘水面舰只和12艘潜艇）自行凿沉，以免落入德国之手。至此，所谓“自由区”已不再存在，维希卖国政府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11月13日，赖伐尔以“形势变化”为由解除战俘署署长莫里斯，皮诺的职务，由臭名远扬的法奸安德烈·马松继任。次日．原“自由区”战俘署主要工作人员10余人聚会，决定集体辞职，密特朗也在其内，从而结束了他在维希政府供职9个月的历史。12天后，他在给亲属的信中写道：“皮诺被马松所取代，“这是一桩相当重大的事件，其中原由你不难想见。至于我，我是同皮诺共进退的，我已经辞职。我对未来毫不担心。相反，在某些方面，未来将是美好的”。他不便明说：他的新生活开始了。

不过，密特朗和他的战俘署的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反对德国占领法国南部，反对赖伐尔，但不反对贝当。密特朗辞职后，仍同维希政权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当时，有的抵抗人士怀疑密特朗脚踩两条船。有些瓜葛甚至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招致种种非议。
头一桩是勋章事件。

1943年，维希政府授予密特朗“法兰克战斧”勋章。这是维希的最高勋章。“法兰克战斧”勋章得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战前参加过符合‘民族革命’原则的全国性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是“战争爆发以来，积极拥护贝当元帅的事业和爱戴元帅本人”；三是“军职或文职人员服务成绩显著者”。实际上，条件并不那么严格。维希政府为了拉拢军政人员，授勋范围甚广。几乎战俘署的所有人员都获得过这种勋章。“法兰克战斧”勋章得主要有两人推荐。密特朗的推荐人，一个是维希政府新闻局长西蒙·阿尔贝洛；另一个是贝当办公室特派员、维希官方刊物《法兰西》主编加布里埃尔·让泰。

过去，有些传记对授勋事说得比较轻巧，说密特朗自己并未设法取得这枚勋章，只是根据抵抗人士的意见没有拒绝接受。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推荐人之一西蒙·阿尔贝洛于1965年撰文，为此事作证：“有一天，他（密特朗）请我和加布里埃尔·让泰为他申请授予‘法兰克战斧’勋章，结果获得授勋委员会一致通过。”他认为，当时密特朗虽已从事地下抵抗活动，但仍敬仰贝当，深信贝当为了祖国不惜自我牺牲。

对密特朗的授勋决定是在1943年2、3月间作出的。授勋仪式则在同年11月举行，当时密特朗已秘密前往伦敦，未出席授勋仪式，但事后还是得到这枚勋章，并不时佩戴过。密特朗接受“法兰克战斧”勋章，犹如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战后长时期内受到左右翼夹攻。

早在1945年4月全国战俘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共产党入皮埃尔·韦里埃就对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密特朗进行过猛烈的攻击：“我看到密特朗先生坐在主席台上。要是取消一位在维希时期被授予贝当元帅的‘法兰克战斧’勋章的难友的道义资格，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密特朗先生可能自有道理，但是，我要求有类似情况的每个人都应听候清洗委员会处理。”密特朗没有正面回答。他巧妙地反驳道：“我曾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他必定是个善于识别人的人，因为他是抵抗运动的创始人。”这回，戴高乐成了密特朗的保护伞。

1948年11月14日，法共《人道报星期日刊》点名指责当时任新闻国务秘书的密特朗：“这位国务秘书是法国最早的维希分子之一，因此，他被列入那份授予‘法兰克战斧’勋章的达官贵人的名单。”1954年12月3日，戴高乐派议员雷蒙·德罗纳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指着坐在部长席上的内政部长密特朗高声嚷道：

“内政部长先生，我根本不信任您，这点您是清楚的……

您以伟大的共和人士自居，可是您历史上太反复无常，无法使人产生信任感……我不想指责您先后佩戴过‘百合花徽’和‘法兰克战斧’勋章。”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密特朗作为左翼头面人物进行反戴活动。社会党涅夫勒省委机关报《中部社会进步报》讥讽他说：“从‘法兰克战斧勋章到极左，可谓历尽艰辛。‘不忠实的密特朗’真是卑鄙之至。传奇之说虽已不攻自破，但此人仍然是个危险分子。”1965年密特朗作为左翼共同候选人竞选总统时，左翼内部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吉勒·马蒂内曾到处散发揭露密特朗被授予“法兰克战斧”勋章的材料，以败坏他的声誉。1972年，一些参加过“自由法国”的戴高乐派议员发表公报，指责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在纳粹占领时期曾参与维希政府的活动，直至荣获‘法兰克战斧’勋章。这是为了报偿他的功劳而授予他的一枚最高勋章”。

另一件事，是密特朗曾为维希官方刊物撰文，为贝当大事宣扬的“民族革命”张目。密特朗酷爱文学，喜好写作。从大学生公寓、战俘营的小报一直到社会上的报刊，他都经常投稿。在维希，他也不甘寂寞。通过同乡友人关系，他结识了维希政权官方刊物《新国家杂志：法兰西》主编让泰。这家刊物是以鼓吹贝当的“民族革命”为宗旨的。密特朗于1942年12月和1943年3月在该刊发表两篇文章。

他的大名同贝当元帅和维希头面人物赫然并列。这也成为日后政敌们指责密朗与维希政权沆瀣一气的把柄。两篇文章本身并无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文章的情调和某些论点同贝当散布的“民族革命”和“新秩序”不乏相通之处。

头一篇题为《图林根之行》，详细描写从吕内维尔一路辗转押运至图林根战俘营的苦难历程，悲愤、伤感之余，发了一通议论。密特朗不仅把法国的溃败归咎于第三共和国“软弱无力的体制、毫不中的人物和形同虚设的政治机构”，而且一直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抨击“150年积累的错误”。在他看来，受苦受难的战俘们走过的漫长的通往德国战俘营的道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法国年青一代乃是“150年积累的错误的继承者”和受害者。

而密特朗抨击第三共和国以至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弊端，主要是莫名其妙地遭到惨败和备受屈辱的战俘的痛楚和愤恨的流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亲眼目睹奄奄一息的第三共和国，我认识到，第三共和国没有任何可爱之处，而且无可救药……我早就想，它总有一天会自行崩溃……”不过，他在维希官方刊物上发表这种议论，客观上附和了维希政权竭力鼓吹的“民族革命”和“新秩序”。

1943年3月，密特朗在《法兰西》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奥拉塔尔的木匠》的散文，记述他在沙拉战俘营时为一个德国木匠帮工时的对话。此人十分崇拜拿破仑，向密特朗出示他珍藏多年的拿破仑和约瑟芬的画像。他和密特朗一样，也在凡尔登负过伤，不过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拿破仑和凡尔登在我们两人之间凝成一条红线，是使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线，而不是使两国人民分离的线。”

法国解放后的新闻法规定，凡在1942年11月德军进入非占领区后继续出版的任何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不问其内容如何，都将被视为同敌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