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野四纵司令员陶勇接报后，又命敌工部长蒋克定带着上级下发的杜聿明照片赶到十一师，经当面辨认后予以证实。接着，给杜聿明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杜聿明头上裹着纱布的那张照片。

杜聿明先被送到华野四纵司令部，陶勇司令员和郭化若政委和他谈了话。很快又被送到刚移驻到肖县东北黄山窝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当时野司作战科作战股股长秦叔瑾告诉笔者，当年他见到杜聿明时，杜头上包着纱布，神色憔悴，但能说话，能走路。秦叔瑾还代表作战部门写了一张收到杜聿明其人的收条，交四纵押送人员带回。

那么杜聿明在华野司令部有否见到陈毅呢？

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于1948年12月17日晚驱车来到肖县西南蔡凹(洼)的华东野战军指挥所，18日开了总前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刘、陈、粟(裕)、谭(露林)五位委员合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19日陈毅和刘伯承即应中共中央电召北上，月底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并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毅南返后于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杰裕见了面。也就是说，杜聿明1月10日被俘、自杀时，陈毅远在河北西柏坡，哪里会在淮海战场上和杜聿明不期而遇呢？！

笔者认为，此类颇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使是影视或其他纪实文学作品，也是以不虚构为好。

杜聿明这块“顽石”何时点的头？

一部反映改造战俘的影响很大的电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较长时期里一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情景。但新发现的杜聿明这封亲笔信却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杜聿明此信未注明写信日期。但从内容看，应为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约在二三月间。

杜聿明在信中，说他阅读了毛泽东主席的各种论著，聆听了管教干部的多次谈话，生活上受到多方优待治疗后，“人非木石孰能无感”。当他“彻底觉悟之时”，就开始“日夜思索以如何有效之法，供献于人民之前，以赎过去反动之罪”。他真诚表示：“有赤胆忠心之愿”，要为人民事业“而竭心尽力”。反复考虑后，他主动给当时任国民党八十八军军长的马师恭写了两封策反信。

马师恭，字子敬，和杜聿明是陕西籍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杜任第五军军长时，马当过军的副参谋长。全面内战爆发后，杜任东北保安司令时，马曾任东北行营突击纵队司令。两人作为同乡、同学和长期的上下级，关系密切，可谓交情深厚。马师恭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虽因故脱党，但纵观马的一生，杜聿明坚信其“如非环境不许可，必可起义，或与人民(解放)军方面给以最大之便利”。

马师恭其时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兼第八十八军军长，并兼芜湖指挥所指挥官。部队负责防守旧县、铜陵一带的长江防线，正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中集中团的渡江作战地段。

杜聿明长期在国民党任职，深知军队中特务的狡诈，故而特地写了两封信，郑重建议解放军派出得力干员前往敌营，先交一函试探，只有在见到确系马师恭本人时，才能面交他写给马的秘密策反信。只有如此，方可不被敌人特务所发现。应该说，杜聿明提出的方案是十分周密而可行的。

笔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信中所说的“丁先生”，他名叫丁瑞林，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一科科长。今年(1999)丁瑞林已86岁高龄，住在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离休前是济南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丁老证实了杜明此信确是写给他的。至于策反马师恭的细节，丁老已记不清了。但据当时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仲宇(中共地下党员)说，他确知马师恭于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突然找了个借口“辞职”，实际上是临阵脱离了指挥位置。顿时，八十八军群龙无首，指挥陷于混乱，部队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中集团第二十七于4月20日晚9时许，在荻港至旧县间顺利登岸，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八十八军的防线，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