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革命胜利的初期，我在哈瓦那认识了两个对我说来是圣洁的阿根廷人，一个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另一个是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后来，也在哈瓦那，我看见他们的身影先后离开古巴，渐渐远去，消失在拉美的丛山峻岭之中。

1959年4月18日，那是我们为了建立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来这里后的第五天。那天晚上，记者孔迈和我应约到哈瓦那东郊塔拉拉海滨去采访卡瓦尼亚军事要塞司令切·格瓦拉少校。我们在他的住所的客厅里坐下后，一位年轻的女战士给我们端上两大杯用牛心果、牛奶和冰块做成的果汁，然后又给格瓦拉送上白色的药片，请他服用。主人告诉我们，近来哮喘病又犯了，所以遵照医嘱住在海滨，恢复健康。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古巴姑娘就是阿莱达·马尔奇，不久后他们就结婚了。格瓦拉见到我们就像与久别重逢的朋友见面一样热情。他就古巴革命的性质、动力和目标以及古巴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与我们作了长谈。事后我们根据这次谈话写了一篇访问记，题目是《土地改革——古巴革命的矛头和旗帜》。在这次交谈中，他赠送给我们一本在古巴前线油印出版的毛主席论游击战的小册子，作为纪念。临别时他对我们说，在古巴正在筹建拉丁美洲通讯社，希望得到新华社的合作与支持。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他的一位阿根廷同胞马塞蒂。他希望我们很快与马塞蒂见面。他介绍说，马塞蒂原来是一位庇隆主义者，现在已成为一位很好的革命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格瓦拉。不久以后，我们又结识了马塞蒂。在采访格瓦拉后数天，我们就住进了贝达多区的医生保险公寓大楼，发现原来正在创建中的拉美通讯社就在我们下面的五层楼上。因此很快与马塞蒂联系上并且见了面。他那时的临时办公室在我们公寓大楼隔街的一座楼上。我们第一次就在那里会面。他看上去不到30岁，待人热情和真诚，说话时有点腼腆。他向我们介绍了创建拉美通讯社的设想和筹建情况，诚恳地希望加强与新华社的交流和合作。在会见结束时，我出于好奇问他是怎样与古巴以及格瓦拉建立友谊的。他转身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赠送给我们，说此书可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前采访马埃斯特腊山区武装斗争后写的一本书，书名是《斗争的人们和哭泣的人们》。后来我阅读了这本书后了解到，他原是记者，在1958年3月，古巴武装斗争最艰苦的时刻，被阿根廷首都的环球电台派到马埃斯特腊山区采访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到达哈瓦那后，冲破巴蒂斯塔军队封锁，长途跋涉近1000公里，进入山区，采访了古巴解放区的情况，请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介绍古巴革命并录了音。古巴解放区的“起义电台”向古巴全岛广播了他采写的通讯。马塞蒂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哈瓦那时，发现古巴全国的警察哨所都得到了缉拿他的通知。但更严重的是，他发现带回的那些录音带根本就没有录上。他毫不犹豫，决定再次冒险重上马埃斯特腊山。不久，他又带着全部新的录音带回到了哈瓦那。这些录音带后来在阿根廷的环球电台广播了，从此，拉美人民头一次听到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直接介绍古巴革命的讲话。

从1959年4月与这两位阿根廷人相识以后，我在工作中有许多机会与他们接触，在各种集会上听格瓦拉的演讲、在他接见访古的中国团组时请他回答问题。

我最后一次接触格瓦拉是在1964年10月1日中国大使王幼平的国庆招待会上。那天晚上他很早就来到使馆，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待会将结束时，他和卡斯特罗总理一起挤在大厅的人群中，与大家交谈和问候。我看到他熠熠的目光是那么严肃，走上大厅中央的楼梯从高处照了一张像。从这一年的11月起，他一直在国外活动，从此，我再没有机会接触他了。11月中旬，他率古巴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12月9日，作为古巴首席代表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12月17日离开美国，前往刚独立不久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访问，以后又接连访问了西非和中西非的马里、刚果（布）、几内亚、达荷美（贝宁）和加纳。他又奉命从阿尔及利亚出发，从2月3日至9日访问了中国。访华后又返回非洲，先后访问了东非的坦桑尼亚、东北非的阿联（埃及）和苏丹。据后来透露，他在坦桑尼亚访问时曾东渡坦噶尼喀湖，到过西岸的刚果（利）（即扎伊尔）东部的游击队的军事基地。刚果（利）1960年获得独立，1961年在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中首任总理卢蒙巴惨遭杀害，此后，刚果的爱国者一直在东部坚持游击战争。3月12日他离开开罗，途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回国。

格瓦拉在3月14日的晚上，乘飞机回到哈瓦那。我在翌日的电视上看到卡斯特罗总理、多尔蒂科斯总统等古巴领导人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上迎接他并与他拥抱。从电视上看他的眼神还是那么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