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

本文摘自《决策与信息》2005年第7期  作者：蔡伟 张君 金斗 原题为：武汉会战决策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

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仅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日本大本营一进入南京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的决策。

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因此命令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由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广泛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

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这一作战的战略决策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在徐州失守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3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

 

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武昌)迂回。

1938年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