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泉：按既定方针办录成歌曲了，录成歌曲有三个地方台复制了，其中有上海台，当时候邓岗提出来要通知上海台停止播出这首歌曲，为什么因为是中央台给它复制的，你得通知它停止播出，要不然的话就什么，一通知这个歌曲，上海广播局的负责人马上把这一个消息报告了上海的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从这里摸到了气侯，北京出大事了。

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跑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叫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声音。上海台的局长说，我们的电力没他们强，我们阻挡不住。上海宣传部长（说），我们要播告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跑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去叫嚷，要宣传他们的，要动员上海的十几万民兵。因为他控制不了军权，他动员民兵要准备叛乱。


 

解说：上海的如此动静，《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全然不知，他们只是在某一天接到了一个奇怪的通知。

苏双碧：我们接到社里头来一个通知，要我们去看电影，那是在一个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是王洪文访问朝鲜，电影很突出王洪文。

记者：这个电影以前放过吗？

苏双碧：以前没看过，大概是新的。

记者：放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您已经心里有些怀疑，那时候。

苏双碧：就是在心里打个问号，正好猜测的时候，问号，为什么这时候叫我们来看这个电影。

解说：看完电影，天色已晚，苏双碧和王强华乘公共汽车返回宿舍，一路上他们发现，夜晚本该安静的街道，这时突然来了一拨不常见到的人。

苏双碧：回来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回来的时候，在豫园路附近，街上就看到那个工人纠察队，大概有十几个人排成一排，排在一起，在巡逻，我就感觉到空气有点紧张。

王强华：因为我们在上海待那么长时间，也没看到那么多民兵。

记者：突然来民兵了。

王强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来调动的，总是以为是市里面调动的，根本也不知道四人帮什么调动的，当时是觉得很奇怪的，很不正常。

苏双碧：就是感觉空气有点紧张，什么原因也没想，想到他们要搞暴动要搞什么那不会，也没有往这方面想，也不敢往这方面想。

解说：10月8号这一天，上海的四人帮党羽集结了三万多民兵，让其随时待命，他们还找到上海警卫区请求支持，不过此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师早已奉中央军委之命，将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全部控制。

王强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少发稿，不管什么样的意见，我们都尽量能不发就不发，我们也不去打听，去跑到市委，当时的市委四人帮控制的，打听这些事情。

解说：就在上海的四人帮党羽摩拳擦掌之时，上海市委的头头马天水从北京返回了上海，在北京，马天水在经过打招呼过后，口头上已经表示拥护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

回到上海后，他与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开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如此表态过后，上海的民兵武装只得全部解散。

苏双碧：一知道以后马上就，大字报就上街了，就是打倒四人帮，大字报上街，然后就游行，就自发的打出大标语，打着旗，就写打倒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清算四人帮在上海的罪行，像这些东西，这次游行大家心情都挺振奋的。

陈晓楠：在上海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1976年10月18号，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杨正泉所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时候也接到指令，正式在广播里对外公布四人帮已被粉碎的消息，其实在这个消息公之于众之前，四人帮已经倒台，这作为一个小道消息早已经在民间流传了，那时老百姓最熟悉的一句感叹，是杜甫的诗句，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不过对于那些比老百姓更早得知除四害消息的媒体人而言，他们只能暂时压抑一下内心的激动，因为还有很多急迫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完成。

保育钧：10月10号就派我到山西大同去摸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是打着工人的旗号，工人阶级的旗号，工人阶级全面专政，打着这个旗号，怕工人想不通，怕工人们不理解，想不通，我就到了大同，就给党委和各方面通了些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就是为了稳住局势，为了做大量转弯子的工作，因为江青，抓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大家没有意见，就是怕抓江青，有人把江青跟毛主席联系起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怕一些工人转不过弯子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