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