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部分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满怀热情的与中国的留学生们谈论革新，谈论举义，谈论“扬州十日”，在革命党遇到挫折与失败时，他们尽其所能为这些流亡者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住所、金钱甚至武器等。日本黑龙会乃至日本军部中那些同样支持革命的军方或半军方人士则是一种赤裸裸的利我主义。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转而支持满蒙独立，其中动机无外乎令中国陷于分裂以火中取栗。

文章摘自《中国报道》2011年10月 作者：金满楼 原题为《日本人在辛亥革命》

长期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晚年回到故里，有一次他同兄长宫崎民藏与儿时好友一起呷酒，老友笑着对宫崎两兄弟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也说给我们听听。你们想的事情太大了，太太们为了你们站立不安，村里的人等不及，一个个都死了。……你们能为我们百姓做些什么呢？我们百姓辛苦了一辈子，连个饱饭都吃不上，这是为了什么？”在《荒唐日记》中记载了这段话后，宫崎滔天不无惭愧的写道：“教我兄弟无颜色！”

宫崎滔天原名宫崎寅藏，他一辈子都是个日本浪人（没落武士），但他是社会平等与自由民权的坚定信奉者，在他看来，日本的社会变革少不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欧美的侵略并进而推动整个世界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滔天称得上世界革命主义的先行者，只是他把这个目标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在孙中山革命失败潜往日本时，正是宫崎滔天把他介绍给了犬养毅等日本实力派政治家，而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其中也少不了宫崎滔天的推动之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帮助的话，清末革命恐怕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清末时节，部分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满怀热情的与中国的留学生们谈论革新，谈论举义，谈论“扬州十日”，在革命党遇到挫折与失败时，他们尽其所能为这些流亡者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住所、金钱甚至武器等。如果说宫崎兄弟对孙中山的帮助是一种天真善良的利他主义的话，那日本黑龙会乃至日本军部中那些同样支持革命的军方或半军方人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利我主义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转而支持满蒙独立，其中动机无外乎令中国陷于分裂以火中取栗。

武昌起义后，一位名叫金子新太郎的日本退役军人来到武汉，后来他作为第一步兵顾问官在北洋军进攻汉阳的战役中与其他革命士兵一同战死，葬身江城。金子新太郎曾参加过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是位知名的“中国通”，一年后，日本陆军少将宇都宫太郎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并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辛亥革命期间，宇都宫太郎担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专门负责情报收集），在后来公布的日记中，他详细记载了金子新太郎这次冒险事业的来龙去脉。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他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在其训令中，即有“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之语，尽管宇都宫在日记中称这次行动系“个人之事业”，训令也仅仅是“个人之私见”，但因涉事人物身份的特殊性，这次所谓的“私人派兵”不免有些扑朔迷离。

日本朝野一向注重搜集中国古代的孤籍秘本，而其中记载民族纷争、满汉相残的历史作品最受青睐，这些小册子在有意无意的被中国留学生发现后又通过各种渠道“出口转内销”，譬如《扬州十日记》等煽动性的小册子就大多是在日本翻印后被运回国内，这可以在诸多的回忆录上找到蛛丝马迹。这些基础性的宣传准备工作，如果没有日本“友人”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革命讲义之外，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还有军火。1900年惠州起义，日本浪人中村弥六因骗去革命党军械款六万五千元而被犬养毅开除民党身份，而在之后的数次起义中，均有日本军人的身影及相关军火的踪迹。1908年12月，日籍轮船“二辰丸”因私载军火被中方海军截获后，更是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对此，后来的帝师陈宝琛曾有一诗相讽：“螳雀相乘鹬蚌持，开门延敌悟来迟；扶余尚乏虬髯主，枉睨中原劫后棋！”

辛亥革命中，日本政府假手大仓洋行向清廷出售军火未果后，又通过大仓及三井公司向南方军政府提供军火，特别在袁世凯复出后，日本军方的态度更趋积极。1911年12月8日，大仓洋行将步枪1万枝秘密运至上海交与革命军；次年1月8日，日轮“巴丸”装载步枪1.2万枝、子弹2000万发、机关炮山炮各6门、炮弹5000发等军火冲破清军炮火的阻拦，运至南京向军政府交货；22日，日轮“荣城丸”将步枪3万枝、子弹800万发等运到虎门；26日，三井公司将军政府订购的步枪7000枝、子弹400万发及广东商人订购的步枪3700枝、子弹79万发交由“御代丸”运至黄埔（以上数据来于《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当然，这些武器都不是现役的先进武器而是日俄战争后撤换的废旧枪弹，日本军火商从中牟取暴利，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