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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8年波斯湾地区发现石油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能源安全博弈就在该地区频繁上演。早在1960年9月14日欧佩克成立之前，这里就已充斥着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控制权之争，也弥漫着石油消费大国争取能源安全制动权的角逐和产油国之间的边界冲突，还有过君主制、自由民主制、布尔什维克、纳粹之间的较量。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持续了8年的战争，比起后来的海湾战争、美伊战争，代价都更为高昂。三场战争造成了伊拉克膏腴之地民众却依然贫困的窘况，也让世人看到海湾产油国国内政治治理的重要性。 液体黄金，重新被发现的价值 1908年缅甸石油公司在伊朗发现石油时，波斯湾地区还处于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波斯王国的交错影响下。石油这一“液体黄金”在海湾被发现的意义，因为石油全盛时代的到来和竞争者众多而被不断放大。 最先给石油提供强劲需求动力的是英国海军煤改油的变革。一战前夕，为了应付咄咄逼人的德国海军，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支持海军上将费舍尔的海军现代化计划，改用石油作为战船能源，以便提高航行速度和加速度。该计划需要以稳定供应的石油为保障，而英国本土油田不足，这样，此前在海湾地区发现的石油凸显出了在照明和燃料之外的新价值；后来，石油成为世界各国舰队的基本动力能源。 另一个需求动力来自美国的汽车革命。从1850年代宾夕法尼亚山谷中发现石油开始，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头号产油国，但到1920年代，随着汽车革命的发轫，汽油消费大涨，石油界和政界对于油荒的忧虑日益增长。1918-1920年间油价上涨50％，更加坚定了各界对石油匮乏的恐惧。美国早年在西半球采油所依赖的墨西哥迪亚斯政权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委内瑞拉戈麦斯政权也朝不保夕，这两地石油国有化的危险，迫使美国石油商将目光转向波斯湾地区。 美国政府早期对本国石油商的海湾探险漠不关心，直到1920年前后，威尔逊、哈定政府才要求英国“门户开放”。而英国之所以退让，是因为考虑到美国相对于中东，是英国石油安全更为有力的保障(美国在1940年仍然生产了全球石油的63％，中东则只占5％；二战期间，美国供应了盟国90％的石油)；倘若英国在海湾一味排斥美国，会促使美国在圈外开展恶性竞争，最终对英国利益不利。此外，海湾地区一些受到英国扶持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财政吃紧，如果实力雄厚的美国资本能够进来，可以减轻这些国家对英国财政的依赖程度。因此。英美双方在1928年最终达成了谅解，美国终于获得自由分享海湾资源的机会。 英美之外，俄国也参与了波斯湾的竞争。早在19世纪，当时分化为弱小部落的波斯帝国成为英俄角逐的目标，石油开采权就是英俄扩大在伊朗影响的手段之一。十月革命后掌权的共产党人不想放弃沙俄在中东的既得利益，因此波斯湾的利益蛋糕的切割变得复杂起来。 仅仅20年间，海湾地区从先前的帝国边缘地区晋身为战略资源富集地，引起列强垂涎。这对于当地部落酋长和宗教领袖来说，都是扩展自身影响力和实力的机会。不但国王们依靠转让特许权获得石油收入，小国也在大国的石油需求中采取连横政策巩固自身脆弱的主权。而在阿拉伯世界作为独立权力中心的毛拉们，则指责国王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及推动国家现代化(如鼓励妇女受教育)的努力，试图以此掀起民愤从而夺取最高权力。 石油探险家们，里里外外的艰难博弈 各国在波斯湾争取能源安全的努力，是通过石油探险家们来实现的。他们承受着多重博弈，不但要和当地性情各异的酋长国王们打交道，还得密切关注本国能源政策，又要面对来自同行的竞争；同时他们还得是出色的院外游说集团，必要时能争取官方的支持。 最早在波斯湾尝试石油探险的是苏格兰的缅甸石油公司，他们饱尝拓荒者的艰辛。1904年公司进入伊朗勘测，荒凉的环境、与远在英国的管理层的冲突，再加上波斯的政局动荡，几乎迫使这次勘测半路夭折。缅甸公司一名管理层成员曾愤愤地说，“自从第一次试验开工以来，倒霉的事一件接着一件。”还好，1909年成立的英伦一波斯石油公司(后相继改名为英伊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改善了缅甸公司的销售问题，随后英荷皇家壳牌公司也加入进来，其主人迪特丁已经归化英国籍。 伊朗正式对外输出石油后不久。英德合资于1912年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也加入海湾角逐中。1914年，波斯国王允诺将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特许权授予英国主导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但随即一战爆发，这一合作终止。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英国承认法国对叙利亚的控制权，法国放弃对巴格达附近摩苏尔的要求，但能得到部分石油分成。作为回报，英国得以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此后，美孚石油公司也将目光转向海湾，其经历可谓在多重博弈中艰难前行的代表。当1920年美孚来到海湾时，其在国内刚刚经历了反托拉斯运动的洗礼——经过进步主义运动的揭黑努力，洛克菲勒创立的美孚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已经名誉扫地。作为美孚分家后的老大，新泽西美孚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寻求新的机会，而这也得到曾向洛克菲勒的石油垄断宣战的威尔逊总统的支持。白宫出面获得英国谅解，新泽西美孚被允许进入该地区勘测，此后其它石油公司也要求进入。于是在1928年，英国改组土耳其石油公司为伊拉克石油公司，接受美法英荷4家公司共计95％的投资，其余5％权益留给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古尔本基安。 英国凭借先发优势在两伊石油开发中占得先机，但海湾还有其它未受协议约束的地区，如巴林、科威特，以及很晚才发现海量石油蕴藏的沙特阿拉伯。二战前后，加州美孚和德士古合组的阿美石油公司开始了在沙特的努力；发现大油田后，1948年新泽西美孚和纽约美孚也参与投资阿美公司，因此公司决定铺设通往欧洲的管道。但是油管过境国尤其是叙利亚提出了很高的过境费要求，而以色列的建国也妨碍了阿美公司寻求与过境国谈判的努力，后来修建的管道仅仅是从沙特到约旦，再经以色列北部或叙利亚南部抵达地中海东岸。 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经历，则证明了变幻无常的掌权者的威胁比其它任何困难都要严重。按照1933年分成协议，伊朗获得产油利润的20％；因伊朗1949年要求增加分成，公司与政府达成协议，增加使用费并一次性支付一笔款项。但由于当时伊朗政界暗杀成风，国内反英情绪高涨。这些协议迟迟未能提交议会讨论，反而是议会里的激进分子提出了取消租让权并对公司实行国有化的要求。 最终，英伊公司决定实行五五分成方案；议会委员会主席摩萨台宣称国家不幸的根源就在于外国石油公司，于是伊朗国内对石油进行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伊朗拉兹马拉首相孤军奋战地反对国有化，结果遭到暗杀。这次暗杀直接给随后掌权的摩萨台提供了比较负面的心理暗示素材。他后来总是穿着睡袍躺在床上会见前来协商石油问题的外国代表，让对方感觉到些微的轻视，且其对特许权漫天要价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实际上，正是前任首相的悲剧让摩萨台畏手畏脚，但他又不敢彻底得罪西方，采取这种似是而非的态度既保持了其在国内排外民众心中的爱国形象，也不至于与西方马上撕破脸皮。相对地，这种态度却让石油公司承担了莫大的风险。1954年，美英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取代英伊石油公司地位的是以BP为主导、另15家公司参股的一个财团。 油价战争，从反苏争吵到武力移植民主 1930年代，当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国家都发现了富井后，当地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都要求石油公司增加产量，生产过剩导致的价格走低大大减少了石油公司的利润。面对2美分的石油低价和不断泛滥的石油，美国开始尝试建立调控体系以挽救石油工业。罗斯福上台后启动的新政中，石油调控是一大成绩。 根据1928年签订的《阿奇纳卡里协议》，英美公司通过压产终于将石油价格提到了l美元以上，但是不受该协议调控的国际石油供应商趁机扩大出口。到1950年代，苏联大规模出口石油，其价格仅是中东石油的一半。英美石油公司担心先前的市场被苏联占有，也竞相降价出售。石油价格战越演越烈，而海湾产油国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分利价格和比例是不变的，这意味着产量越高生产国得益越大，而不断加大的亏空则由英美公司承担。 1959年英国石油公司(BP)尝试着降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标价，让生产国和自己共同分担与苏联竞争的损失。生产国愤怒了!因为这是它们几乎最主要的经济来源。1959年4月阿拉伯石油大会在开罗召开，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各国成立石油咨询委员会，保护油价结构并成立本国的石油公司；政府对外来公司的分利由五成提高到六成；各国成立自己的炼油厂，打通上下游环节，确保市场稳定，并保证政府收人。此次会议成为后来欧佩克的原型。 1960年8月，当美孚石油公司再次在未对石油出产国发出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单方面降价时，出产国深刻体会到保证国家财政稳定的必要性。当年9月，主要石油出产国沙特、委内瑞拉、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等国的代表齐聚巴格达，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明示其目的在于保护油价，并号召确立生产调解制度。不过，最初的欧佩克并未获得各石油公司重视。该实体首任秘书长承认，各石油公司最初假设欧佩克根本不存在。 不过，1960年代末期这种局面迅速改变。从19世纪以来一直充当中东警察的英国出于政治考虑宣布撤出中东，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伊朗填补。与此同时，工业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石油供不应求，带动石油卖方市场的形成。1970年，利比亚新上台的卡扎菲政权不但提高了标价，也增加了政府分利的比例，从之前的五五提高到六四，部分实现了1959年非正式协定的目标。利比亚的成功涨价鼓舞了产油国的士气。随后伊朗、委内瑞拉迅速跟进。 在1973年10月埃及、叙利亚联合袭击以色列的斋月战争后，美国首次感受到来自中东产油国石油武器的厉害。因为美国援助以色列，沙特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此前几天海湾国家在科威特碰头，单方面将标价大幅提高，中东产油国欢呼自己终于成了石油商品的主人。 生产国自主的直接结果是，不断涌人的石油收入使这些国家暴富起来，而意料之外的结果则是，石油财富分配不均引发了社会矛盾和政局动荡，给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提供了契机。然而，美国反巴列维的人权外交逐渐走入歧路。当伊朗民众对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失去耐心时，美国人却对霍梅尼产生了浪漫主义的猜测。实际上，霍梅尼极端蔑视西方，他的上台并不会改善西方的能源安全困境，德黑兰人质危机后美伊断交和两伊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暴涨便是例证。 1981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与成员遍布亚非拉的欧佩克不同，这个海湾6国组织里没有伊朗的存在，这也被视为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拉克对伊朗作战的表示。另外，海合会总部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总部设在“中立国”首都维也纳的欧佩克相比，更能体现沙特的主导色彩，而沙特在冷战中一直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并且是低油价策略的鼓吹者和石油美元的坚定支持者。 或许，西方世界一直在困惑海湾国家是在以怎样的模式给石油定价。1986年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邀请了沙特石油部长亚马尼发表演讲，临结束时有一位教授希望亚马尼陈述沙特制定政策的过程，亚马尼答日“我们随机应变”。随后，担任石油部长24年之久的亚马尼在欧佩克会议期间被宣布解职。 而这也让西方世界意识到，帮助这些酋长国性质的主权国家实现政治转型，或许能保障这些国家能源决策的稳定性，从而促进能源安全。但这一思路在政界以及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论。美国出于维持地区稳定的考虑，倾向于扶持地区强人，因此萨达姆等力量一度获得西方的支持。然而自两伊战争爆发以来，地区冲突和产油国拒绝履行协议等问题造成的油价上涨，促使英美改变策略，其石油外交由先前的要求能够自由地分享石油资源，转变为要求产油国增加从生产到分配过程中的民主自由含量以及进行配套的政治改革；西方官方在海湾的卷入，也由幕后宏观介入保障经济合同的履行，转为走到前台直接干预海湾国家政治机制。 “9·11”后，反恐又给了美国公开干预海湾国家的口实，上演了以武力移植民主的滑稽剧。而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地给中东一些国家中对西方强硬的政客提供了上位的机遇，伊朗的内贾德就是一例。事实上，输出价值并要求增加石油收入分配的自由民主含量，其会否对石油安全奏效，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体现出来的。 当政治状况各不相同的海湾国家掌握着全球主要的能源库时，能源供求绝非贸易往来那么简单。其中既包含了外交努力，也包括国内政治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再加上海湾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种族差异所导致的地区冲突，使得能源政策、价格更加难以预测。但纵观一个世纪以来波斯湾石油与权力、政治碰撞的历程，可以发现能源政策主要参与方的预期越来越务实理性，由政治因素(比如新的伊朗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虽不是不可能，但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小。现在海湾国家比较担心的，是全球石油市场一体化、电子期货化条件下来自国际大炒家的恶意攻击，这属于金融学研究的范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