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袁教授，我认为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您说呢？

【袁伟时】：在我看来，决定中国兴衰的是能否虚心学习现代文明，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是不会灭亡的。死的是该死的东西。中国当前的最大问题是学习外来的法治思想和制度，实现中国文化的彻底转型。这句话有些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毓哲：袁教授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概括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

【袁伟时】：第一，不要象袁世凯那样以国情论、特殊论为藉口搞什么帝制、开明专制。要勇敢地实行民主共和。

第二，要保持一个和平环境，矛盾要通过法治来解决。不要随意动刀子，用暴力。

第三，要让老百姓讲话。监督政府和各种公众人物的行为。

第四，要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培育一个公民社会。要知道清末民初的近一千个商会和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团体对政权的转移和社会的稳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柔无为：袁教授，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否可以认为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开始？

【袁伟时】：二次革命本身就开创了一个在新制度建立但不完善的情况下，用武力解决政治矛盾的坏先例。这些是要切记的教训。

空空如也的酒杯：袁教授，您常说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不成熟”，请问您心目中“成熟”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我希望了解这一点，因为这对我了解您的思想很重要。谢谢。

【袁伟时】：所谓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有批判精神，即具有自由和法治观念，既敢于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敢于批判社会的黑暗面，又坚决维护法治。

陶剑波：袁教授，对中华民族来说，辛亥革命是否意味着它就是一场灾难！

【袁伟时】：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是在清帝国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大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1．满族是少数民族，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给革命派帮了大忙。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许多汉族士绅还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2．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3．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有的还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

4．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