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都有许多穷人，但印度的穷人更多，也更穷。印度有3亿多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及20卢比(合0.5美元)，比中国穷得多。中国的穷人，无论怎样穷，多少会有点地(中国经过了土地改革)，起码有一两间房子遮风蔽雨，有一些简单家什。而我见过的南印度泰米尔邦村落中的穷人，无地，无房，所谓的家，只是一个建在沙窝上的草棚，为防止雨水流进棚里，周围用泥土堆起一道2尺高的矮墙，人就躺在沙土上睡觉。

　　中国人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穷，可这些人穷得连“四壁”都没有。印度许多穷人就是住在树上，睡在大街上的。

　　贫穷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

　　贫富差别无法根本消除，而只要有穷人，有贫富差别，就会有不满。不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犯罪和暴力。印度虽然比中国的贫穷问题严重，但不满情绪未必比中国更严重，由贫穷造成的社会反抗也未必比中国更强。因为贫穷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它与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

　　印度文化是出世文化，印度宗教贬斥享乐，强调吃苦修行，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说这是一种褒扬贫苦的文化也不为过。在印度，你千万不能看不起乞食者，有的乞丐是“白领”，他们乞讨并非因为穷，而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修炼。在我们中国传统中，至尊、至富、至强通常是一起的，但在印度传统中，至尊者未必富有，至强者未必受尊敬。最受人尊敬的印度圣人，都具有节欲、苦行的特点，有的就是靠乞食为生。当年释迦牟尼放弃王子身份，离家出走，在饥寒交迫中悟道，创立了佛教;筏驮摩那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离妻别子，苦行修炼，创立了耆那教;圣雄甘地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终生吃素，身上只裹一块旧布。这种传统今天仍深深影响着人们。印度的穷人虽很穷，但似乎没有太大的抱怨。业报轮回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这种思想认为万物平等，万物轮回，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受苦受穷是前生造孽的结果。所以印度的穷人都比较“认命”。这种心态当然不利于他们积极努力改变贫穷的生活，却也使他们多了些平和，少了些焦虑，很少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

　　穷，有时是比出来的。印度人分成种姓，社会阶层是世袭、封闭的，穷人和富人不住在一起。在村落中，富有的高种姓和贫穷的不可接触者分居各处，城市里的富人区和贫民窟区别明显。这种安排让人一眼就看出贫富两重天，但也有一个好处：穷人富人不住在一起，不在一个地方买东西，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个庙里拜神，平日也基本上不交往，富人与穷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井水不犯河水，少了攀比和妒嫉之心。你是个穷人，但当你周围居住的和打交道的人也都是穷人，甚至有的比你还穷时，你可能就没有穷的感觉了。中国现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贫富悬殊问题，人们在思考贫富混居、不要形成富人区和贫民窟的问题，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根本问题是消除贫富过度悬殊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贫富混居一起，更会增加穷人的被剥夺感，徒增痛苦。

　　对贫苦的感觉，跟富人的行为和态度有很大关系。印度文化鼓励富有者施舍，高度赞誉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施舍在印度宗教中是一种非常受推崇的美德。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富人，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很容易放弃财产，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主动施舍的报道。印度不少高校是私立的，学费并不很高，钱从哪里来?来自社会捐款。富人少有歧视穷人、炫耀财富的。印度富人施舍慷慨，穷人接受富人的施舍也认为是理所当然。印度的乞丐比中国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乞丐向你乞讨，而且似乎也比中国的乞丐更理直气壮，但同时，印度的施舍现象也很普遍，印度的“施主”也比中国多，比中国的更慷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乞讨者多，说明施舍者也多，有多少乞讨者就有多少施舍者。富人怎样看待财富，怎样对待贫穷者，影响着穷人对贫穷的感觉。在印度居住，感觉到印度的底层虽然贫穷，但心态上较平和。

　　面对不满他们怎么发泄

　　无论印度文化怎样褒扬贫苦，社会怎样抑制不满，穷人总归还是有不满要发泄，印度现行民主体制为底层人宣泄不满提供了渠道。不要认为印度民主只是富人的游戏，许多穷人也热衷于政治选举。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需要选票，贫穷阶层人数众多，是政党拉选票的重要对象，这使得他们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能够游行，抗议，投票给他们喜欢的政党，也向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家们投石头，掷臭鸡蛋，以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

　　不可否认，印度民主政治在解决穷人的实际生活问题时并不是很有效。人们往往发现，选举、抗议、游行活动结束后，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印度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贫穷与不平等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印度市场经济排斥穷人，而民主政治这个“赛场”又拉拢和吸引着穷人。印度最穷的地方不断有人饿死，但同时选举的投票人数也在不断破记录。“饿着肚子投票，选举过后继续挨饿”、“政治上热闹，经济上贫穷”。印度的选举常使人想到印度的“霍利节”(又叫“泼红节”)。在这一天，人们不分出身，不分穷富，可随意向他人涂抹、投掷颜料。节日一过，生活又恢复原样。

　　印度的政治选举可以说就是“穷人的霍利节”。霍利节虽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但社会设计这样一个节日是有其功能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提供一个短暂的平等宣泄机会，缓解了社会压力。同样，不能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印度的贫穷问题而否认其作用。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警示机制，时刻提醒社会，不能沿着忽视社会底层的方向走得太远。印度没有办法消除乞丐，因为穷人有乞讨的自由，城市里的贫民窟不能强制拆迁，因为穷人有居住的自由。没有城管为了市容而驱赶小贩，因为小贩有生存的自由，这些都得益于民主体制。这种体制还起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乡村机构的选举活动常常给底层的人们带来宣泄被压抑情绪的机会，把他们吸引到政治赛场来，在他们的不满情绪还没有积累成大规模反抗运动之前，就宣泄掉了。倘若没有这样的发泄渠道，印度的社会底层有更大的可能转向暴力。

　　今日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与印度的社会底层相比，中国的底层缺乏印度那样的宗教精神。中国人不那么“认命”，中国人相信“穷则思变”，我们提出的一些口号如“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跟印度教、佛教体现的精神完全相反：受穷不仅受苦，还受辱。这种心态容易激发改变现状的积极精神，但也更易产生焦虑和不满。当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改变现状时就出现了较多偷盗、抢劫、贩卖人口、制毒、贩毒、偷渡等现象;当采用暴力的方式时便会酿成社会动乱。与印度不同，历史上中国人的社会阶层是流动的，中国人相信“穷无根，富无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历史有定期爆发农民起义的传统，旧的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印度历史上的王朝多是由外族入侵推翻，少有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印度的底层是高度分化的，不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力量。

　　与印度的底层相比，中国的底层民众还比较缺乏表达不满的渠道。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GDP增长了150%，而农民工的工资才增长4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表达出来，或者他们的表达被阻断了，被忽视了。平日里缺乏释放的渠道，社会的真实信息得不到表达，表面平静之下便可能隐藏巨大隐患。如何能让社会底层的要求及时得到表达并及时解决，确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太研究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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