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和林语堂是现代中国的语言学大师。两人都曾在德国留学，专攻语言学，回国后又都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由于有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专业，又在同一屋檐下教书，而且都住在北大的“朗润园”，因此两人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

一天清晨，林语堂叼着烟斗，沿着“朗润园”的荷花塘“遛早”，不觉地走到了季羡林家的附近。他知道季羡林有早起的习惯，于是叩门拜访，见到季羡林正在窗前伏案题字。

季羡林虽已九十五岁，但每日题字、写作孜孜不倦。他抬起身，招呼客人过来看他的题字:“清代郑板桥提出来亦书写出来的‘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在中国，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林语堂收起烟斗，走过去端详四个墨迹未干的大字:“聪明系与糊涂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为糊涂犹为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至。”

一只白色的波斯猫跳到季羡林的腿上，娇滴滴地蹭来蹭去。季羡林把它揽到怀里:“我也是难得糊涂党的成员。我把糊涂分为两种，一个叫真糊涂，一个叫假糊涂。我的结论是:真糊涂不难得，真糊涂是愉快的，是幸福的；假糊涂才难得，假糊涂是痛苦，是灾难。”

林语堂插话:“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季羡林并没有被林语堂的话打断自己的思路:“至于假糊涂或装糊涂，则以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最为典型。郑板桥一流的人物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又迫使他们非假糊涂不行。他们是痛苦的。我祈祷老天爷赐给他们一点真糊涂。”

林语堂发觉两人虽然一唱一和，但其实貌合神离，于是打个圆场:“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

季羡林掸了掸黏在蓝色“毛装”上的白色猫毛，忽然想到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但记不清是“卑贱者最聪明”，还是“聪明者最卑贱”。这时东方的天已经发白，做晨运的人陆续出来了。书房的窗户像一幅很大的屏幕: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小伙子跑过去，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跟在后面不远的是一位寡居的教授夫人。望着“屏幕”上来来往往的众生，季羡林想到古时那些超俗却不能超世的名士:“楚辞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谓‘醉’，就是我说的糊涂。郑板桥倒霉就倒在世人皆醉他独醒，也就是世人皆真糊涂，而他独必须装糊涂，假糊涂。”

听了季羡林剖白似的感言，林语堂注意到书架上有一本《世说新语》，想到书中讲的“竹林七贤”刘伶，这位六朝的名士因能佯狂而得善终；又想到明朝的名士陈眉公说:“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人们佩服贤达名士的聪明，其实就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坚实，于是林语堂得出结论:“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季羡林张张嘴想说什么，但两眼被窗外的事情吸引了过去。在荷花塘的对岸有一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大楼。大楼的墙上有他亲笔题写的“万众楼”三个大字，天天看也看不厌。由于大楼的正面朝西，上午的阳光照不到，因而那三个字灰灰黯黯的。只有等到黄昏的时候，夕阳才会为“万众楼”三个大字抹上落日的余辉。然而今天早上不同于往常，虽然太阳仍然是在大楼的东面升起，但不知什么东西把阳光折射到了大楼的西面。“万众楼”三个大字正好处在反射的光环之中，金光闪闪。这难得一见的折光反照现象让季羡林浮想联翩，感到无穷的逸趣。

看到季羡林双颊泛出红光，神驰在遐想之中，林语堂知趣地悄悄退了出去。他快步走到荷花塘边，点燃烟斗，深吸几口，心情随着缭绕而上的烟圈变得轻松起来。在眼角的余光中，他见到季羡林的秘书带着两个人走过去。林语堂知道来人一定又是求季羡林题字，但却不知道这次来的是自己老家漳州平和县的人，是来请季羡林为未来的“林语堂文学馆”题写馆名。

后来，季羡林和林语堂分别在自己的文集中收录了这段对话。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林语堂一九二三年出任北大教授，为期仅三年，因此当季羡林一九四六年进北大教书的时候，林语堂二十年前就已离开了北大。而且，除非林语堂活到一百一十一岁，否则他不可能见到九十五岁的季羡林。所以，两个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可能相遇。由此可见，本文纯属虚构。倘若文中的对话内容与二人的文集有雷同之处，那只是巧合而已。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