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不用“伪北大”教授 称其是汉奸败类

时间:2011-12-28 20:14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被傅斯年开除的“伪北大”教授中,就包括周作人,他在抗战八年中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另一个被开除的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容庚。容庚写了一篇“万言书”自辩:“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

傅斯年则回应: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以上两所学校为私立性质的教会大学,北大则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直辖的公立大学)任教;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容庚不死心,找傅斯年当面理论,傅斯年指着他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容庚无奈,辗转回到广东老家,在岭南大学终其一生。

不过,傅斯年对在“伪北大”的学生表示了宽容,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因为“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延伸阅读 容庚:宁跳珠江 不批孔子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收藏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徐百柯)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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