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到5000万人口的国家，4年制大学超过200所，拥有3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
一个月前，韩国政府总理室宣布，今后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在新人录用、升职、提薪方面，不再参考当事人的学历高低，保障所有国民都可以参加录用考试，取消对学历高的人加分制度。
这样一个举措，在韩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韩国社会与中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学历是门面
韩国与中国同为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极为重视国民教育。“学历是门面、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等观念深入民心。
韩国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占年GDP的7.2%，在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该组织成员国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6%，但近二三十年来，韩国的财政预算总支出中1/5安排为教育经费。
更重要的是，除公共教育投入以外，韩国家庭还为子女教育投入“私教育费”（主要指各种课外补习班，各种证书考试辅导班）。在2007年， 这项开支占到家庭总支出的12%。韩国“私教育费”占这个国家对教育总投入的41%，而OECD国家平均仅为14%。
和中国一样，韩国一年一度的高考也牵动着千万个家庭的神经。高考升学率也成为评价一所中学优劣的重要指标。1980年，韩国高中生升入大学率为27.3%，1990年为33.2%，2000年为68%，2005年以后超过80%，目前已经达到84%。2008年瑞士国际经营开发学院（IMD）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中指出，韩国大学教育普及率位居世界第四位。
于是，这个不到5000万人口的国家，4年制大学超过200所，拥有3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
历年留美学生中也是韩国人最多。韩国的父母只要孩子上进，有出国深造的意愿，就是砸锅卖铁也会送子女去欧美发达国家留学。2007年，在美外国留学生中，韩国人为10.34万人，占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4%，只是近两年才被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数略微超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1997年至2006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本科毕业学校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420人毕业于韩国的首尔大学，这是除美国本地大学以外的最多的外国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都排在首尔大学后面。
连卢武铉也曾受过“学历”之苦
在韩国，无论是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还是各企事业单位招聘员工，在履历表中都少不了“最后学历”或“毕业学校”一栏。有些单位更绝，甚至要应聘者填上“父母学历”。
高学历者，尤其是毕业于“汉（汉城大学）、高（高丽大学）、延（延世大学）”的学子个个趾高气扬，而毕业于不太起眼的地方大学的毕业生在职场竞争中则显得灰溜溜的。据韩国主流媒体披露，毕业于“汉、高、延”三大名校的在政府高官、大企业高管中占据非常高的比例。
连平民总统卢武铉也曾受过“学历”之苦。他没上过大学，最高学历只是商业高中，通过自学获得律师头衔，后来成为韩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就是连卢武铉总统这样一个“成功人士”，在他总统任期五年内，也因缺乏名校文凭而饱受反对党诟病。动辄批评他政策失当，原因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人批评他的夫人权良淑女士，不配称“国母”，只是个“煮饭婆”，因为她只上过初中，而历届总统夫人大多是毕业于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的名媛。
可以说，在韩国社会，重视学历、文凭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韩国报纸有一个针对年轻人关于成功要素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认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学历”，女性认为是“外貌”。
假文凭横行，“私教育费”不堪重负
重视教育，看重文凭确曾给韩国的经济起飞带来了积极作用。众所周知，韩国是个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他们能够实现汉江经济奇迹，位居亚洲四小龙之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高素质的劳动力。按韩国领导人所说，“国民的大脑是韩国唯一的富矿资源”。
但是物极必反。过分追求文凭的学历社会给韩国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
首先是文凭造假层出不穷。2007年韩国东国大学申正娥教授，自称获美国某名牌大学博士学位，凭着这个“名牌大学文凭”，当上了教授，还当上了颇有国际知名度的光州市国际艺术双年展览会的艺术总监。后来发现申的文凭是假的，这在韩国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为此，韩国大检察厅还成立了“打击扰乱社会信任基础犯罪专案组”，专司学历、文凭验证之责。
在扫荡假文凭措施的震慑下，一时许多社会名流，名画家、电视名主播、文艺明星纷纷自首，或坦白自己文凭有瑕疵，或承认自己学历有谎报之嫌，如到国外大学进修就说成是取得学位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确实有才能的人士，当他们被问到为何伪造文凭或者谎报学历时，不无委屈地说，在学历就是实力和身份证明的社会，没有过硬的文凭，在社会实难立足。
此外，“私教育费”让家庭不堪重负。按理说，在高达80%以上的大学教育普及率的国家，高中生要上大学应该很容易。然而，若想上名牌大学同样要面临残酷竞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意味着可以选择好行业、大企业，比低学历者或者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享受更优厚的收入。为了让孩子将来上名牌大学，韩国的家长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进入竞争角力场。
于是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课外补习班，学院就应运而生。结果是，中小学生苦不堪言，世界上能够与中国中小学生比辛苦的大概只有韩国了。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课外辅导费（私教育费）就成了昂贵负担，已经成了韩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历届韩国总统都称自己要做“教育总统”，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誓要加强公共教育，让韩国家庭的私教育费降下来。但事实上，从金大中到卢武铉，再到李明博，韩国家庭“私教育费”仍然有增无减。
高校升级大跃进
随着社会对文凭的渴求，韩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也来了个高校升级大跃进：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到现在，一个人口与国土面积都只与中国浙江省相当的国家，竟有200所四年制大学，4900万人口中，有大学毕业生300多万人。
学历膨胀又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本世纪以来，韩国进入了经济增长但就业增加有限的时代，一般情况下，韩国失业率都在4%上下，但大学生失业率是平均失业率的双倍以上，常保持在9%左右。许多大学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命运，通过休学推迟毕业，每天照例到学校教室、图书馆自修学习，人称校园的“大五生”。或者通过考研，躲避就业。
大学升级热的一个副作用是，很多原先基础差升级上来的地方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滥竽充数的本科大学又太多，一些非名牌的地方大学招生就非常困难。从中国招收高考落榜或者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年轻人，成了挽救不少将要倒闭的韩国大学的一线生机。
而且社会上有文凭的人多了，任何用人单位招聘时，都要求应聘者学历“高高益善”。在政府部门或者银行、电力、邮电、石油等国有企业很多以往为高中生、职高生，至多是中专生、大专生，现在他们的传统岗位都必须是大学生了。
这导致，本来以就业为主的中专生、职高生毕业后，高达80%的人准备考大学，专科生也纷纷准备专升本。于是韩国有学者呼吁，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私人大企业招聘员工时，应该划出一定比例专招高中生、职高生和中专生。
韩国的问题像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令我们自鉴。如今韩国开始认真应对“学历社会”，其具体措施、成效，也值得中国仔细观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