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曾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便坠入过度娱乐化。

　　反映在创作上，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快感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的极端……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二是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辩证法和范畴学认为：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二是着力提高观赏的鉴赏修养。

　　三是混淆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的界限。收视率当然必须关注，但首先要科学统计收视率。时下这种抽样法，尚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追求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的统一，但收视率高收视质量不高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某台一电视选秀栏目，收视率虽高，但令青少年观众仅获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却并未真正得到思维启迪和艺术美感，倒是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美梦。快感往往直接影响收视率，但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荧屏上的“过度娱乐化”现象，应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