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追求现代化的步伐，从其一开始就似乎再也难以停歇。对中国而言，现代化固然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物质的丰富，但精神的萎缩和道德的失范，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时代的病相。要知道，“现代化从来就是一面双刃剑，它一面以利锋斩断一切保守、僵化、迷信等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势力，另一面又以冷酷的锋刃对人的温情、质朴以及一切已经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和道德体系日加凌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谢有顺冷静而客观地说道：“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实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里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他进而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而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迷茫与虚无的根源，盖因“在一个新潮迭涌、乱象纷呈的环境里写作，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病态地求新求变的风气，很难使人沉静下来，很容易使人谋虚逐妄，很容易使人蔑视规范和拒绝传统。”于是，更多的作家选择了回避沉重，迎合轻浮；选择了抛弃精神，拥抱世俗。故而我想，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是否就此而言的呢？
因此，面对时代的浮躁与喧嚣，重提作家“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等诸多常识性问题，显然并非多余。因为这个时代已有太多的作家，对上述问题视而不见，他们的写作，仅仅为个人写、为名利写，往往热衷于写性和欲望，漫不经心毫无立场，既缺少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和匮乏对存在必要的追问，又不屑于对人性进行细致挖掘和对灵魂进行深度探索，而是躲进象牙塔里成一统，无病呻吟顾影自盼。对于此类文学，我将其视为“失重的文学”，缺乏根基，永远是飘在空中的。值得庆幸的是，尚有一批孜孜不倦的作家，以其真诚的写作姿态创作出不少厚重的作品，从而不至于让这个时代的文学显得过于贫瘠和苍白。譬如贾平凹，王安忆，张炜、莫言，苏童、格非，东西、毕飞宇、刘醒龙、郑小琼，等等，当然，这份名单还可以开列得更长一些。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关于写作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个混乱而又嘈杂的时代，我们究竟该作出怎样的文学选择？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因而，文学写作首先应具备“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的文学思想与审美质地。诚如批评家李建军所说：“真正的小说关心的是人、叙写的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内心体验，小说家的写作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意味的情节想象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帮助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向读者提供人生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对读者人格成长和道德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无不对人类道德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譬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雨果的《悲惨世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文学获得长足发展确乎是客观事实，但文学创作中的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等本真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亦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文学进入一个“人人是作家”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局面的出现对繁荣文学创作有一定积极作用，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写的人越多，产生的文学垃圾也就越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与此同时，真正崇尚文学阅读的人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有论者认为，我们今天有小说、诗歌、散文等等，但是却鲜有文学，文学的本身存在方式被连根拔起，不再从其历史的土壤中汲取任何的营养，不再有存在的任何新发现，文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停滞了，而依其惯性的产生出来的只是非艺术性的文字作品而已。
众多作家不再将文学写作视为一件神圣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文学写作变得和吃喝拉撒睡一般，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潜台词很明白：文学就是文学，哪有那么多理想啊，沉重啊，担当啊，我就是为自己写作。不错，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这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然而，若仅仅只是一堆堆庸常文字的垒砌，读者凭什么要去阅读？文学又因何而伟大？很显然，文学和哲学、美学等其他艺术类型一样，必须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和一份真诚之情，方可结出有“价值”的硕果来。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中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据此，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文学的价值并不仅由文学本身构成，文学如果不植根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会“腐烂”并进而“消亡”的。仅仅追求“文学就是文学”的文学，注定难以成为伟大的文学。
那么，文学之外的问题所指为何？古人讲“天道人心”，蕴涵即为真理、博爱、苦难、拯救和人类心灵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应是文学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写作除了关注其本身的文学性之外，还应关注人的生存境况这一“迫切问题”。在我看来，“文学为人生”和“文学为艺术”都不错，但都不够完美，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做到既有“为人生”的责任与担当，又有“为艺术”的审美与情感，则何其伟大！“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作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们。他把写作当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着地探寻生活的意义。”作家贾平凹也认为，“作品要写出人类性的东西，要有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字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在此意义上，文学如何与现实生活接轨，如何从精神气质上与时代同步，如何适应现代人性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伟大的文学不是迎合而是引领读者，向善、向美、向崇高，对社会与人生进行思考。
最后，让我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批评家吴义勤的话结束本文：“我们不缺能迅速敏锐地捕捉和表现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缺关心历史、文化甚至人类命运的‘思想家’，但我们缺少那些对于艺术的完美有高度敏感和追求的真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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