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元明

    新中国建立60余年来，经过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公安文学（含影视剧本）创作已阔步前进、颇具规模和热度，惟独公安文学评论依然步履蹒跚，冷冷清清。浏览公安内外的报刊，有关公安文学的评论文章，可谓寥若晨星。这是何故？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对评论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本来，创作与评论好比是驱动文学行进的双轮，或是文学腾飞的两翼，二者是互为依存的。“文学”二字如拆开来看，“文”指作品文本，“学”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学问即理论研究，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构成完整的“文学”。作品文本是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对象和基础，而文学理论批评与研究则揭示文学创作的特征、规律，总结文学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程度和成败得失之经验教训，并提出发扬或改进之的意见，从而对创作起到引导、提升和助推、促进的作用，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理论批评，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也刊发文艺评论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文学评论》杂志，中国作家协会除主办文艺评论专刊《文艺报》外，还在国家级的“鲁迅文学奖”中设立了文学批评奖项。我们公安系统的群众出版社也在其“啄木鸟文学奖”中专设了一项“评论奖”，我应邀为著名作家张平成名作《天网》写的序就获得过“啄木鸟评论奖”。但公安部的“金盾文学奖”却只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评奖，而不设“评论奖”，虽然有综合性的“文章奖”（本人写的《公安文学作品选讲·代前言》的长文，获得过“金盾文化工程·文章奖”），但没有文学评论奖，在客观上就会给人以一种文学只是指文本创作的印象，甚至会因此得出创作是重要和值得推崇的、而评论是不入流或可有可无的结论，这种厚此薄彼，实际上是一种偏差和误导，这不仅无助于文学评论的发展，对创作也是无益的。大的如一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是好是坏无人予以分析评说，小的如一篇或一部作品发表、出版后，听不到肯定的或批评的声音，优的不知道好在何处并发扬光大之，劣的也不知差在哪儿并因得不到指导而原地踏步，长此下去，由于评论的失语和缺位，文本创作就处于自生自灭的盲然状态。为了汰劣存优，避短扬长，沿着正确和健康的方向前进，应重视和加强文学评论，鼓励文学批评，使公安文学全面地繁荣发展。

    其次是评论难。一是写作难，因为文学评论的写作需要广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具备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及深厚的历史、哲学尤其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学识素养。文史哲是相关相涉的，甚至法学、社会学、宗教学和自然科学也与文学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如果知识准备不足，文学评论就难以下笔和成篇，勉强为之也会捉襟见肘、破绽百出，无法服人。二是发表或出版难。现在文学杂志随处可见，可谓遍地开花，报纸副刊也不少见，但留给评论的版面却很少，有的只是点缀而已，甚至根本不刊发评论。评论集或理论专著因印数少不赚钱，出版更难。此外，还有一个评论环境的问题。当前，作家普遍自视过高、缺乏自省精神、甚至于存有“自恋”情结，大多以为自己写的都是“最优”，只能让人叫好、不容旁人“挑刺”，评论文章哪怕说了很多好话只是指出其作品还存在一二缺陷，作者也不高兴，甚至评论家不愿应景加入吹捧的行列，也会遭其忌恨，个别的甚至背地里使坏，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看破红尘的评论家只好搁笔闭嘴，远离评论。当然，再难再少，毕竟评论文章还有人写，这说明执着、钟情于文学事业的有责任心的评论家是不会知难而退的。
 如何改变评论不景气的局面与现状？这也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当然是主管部门的领导要重视、鼓励、扶持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其次是要净化和优化评论环境，建立作家与批评家是友而非敌的正常关系。文学评论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拒绝商业式的“势利批评”或不讲原则的“人情批评”，做到客观、公正，对作品秉持如实地好处说好、差处说差，说理充分，以理服人，既不要胡吹乱捧，也不能以偏概全、甚至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要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提倡批评与反批评，允许、欢迎被批评者提出反驳意见，养成切磋探讨之风，使真理越辩越明，共同为文学的繁荣发展而携手奋斗。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