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经济形成热潮的年代，文学已不尊贵，作家评论家也不显赫。现今报刊和出版社几乎都按发表或出版的字数计酬，如从事长篇小说或多集电视连续剧创作，作家还可能发一笔小财，但写评论，即便发表付酬了，稿酬也少得可怜，有时甚至是劳而无酬的，若自费出书，如无本事拉赞助更要自掏腰包了。所以，搞文学评论，绝对是一种清苦的行当，应当不畏含辛茹苦、具有献身精神才行。我因此对不计报酬愿意而且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文学评论的同志，心生敬意。

    我从事文学评论数十年，甘苦备嚐，对古人所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谓心领神会。我的第一篇公安文艺评论，是1964年8月发表于《天津日报·副刊》针对有治安情节内容的电影《北国江南》所写的影评，而着重写作和发表公安文学评论，还是“文革”后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安部国际政治学院、警官大学、公安大学中文系任教任职期间的事。虽然对“公安文学”加以概念界定和理论概括是我率先作的，但公安文学早就存在。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当肃反（尤其是反特）题材的小说、电影、戏剧作品从新中国文坛异军突起且广受关注和好评的时候，尽管当时还未对此形成“公安文学”的明确观念（有些出自部队作家如公刘、白桦等之手的表现边检反特斗争题材的作品还被评论家归入军事题材文学，这也无妨，因建国初就有“公安军”一说，当时军警一体、公安部长罗瑞卿同时兼任公安军司令员），但公安文学的创作和评论实际上已然现身了。这说明：公安文学评论是伴随着公安题材文本创作而出现的，二者的历史几乎一样长。我非公安文学评论第一人，更非它的“鼻祖”，只是公安文学评论阵地上的一名老兵而已。现在已年高体弱，精力日减，而公安作者有不少人是多产作家，而且作品还在源源而出，我深感难以跟踪。有些公安作家朋友出书前请我作序，或寄书来、希望我予以评介。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美意，但我无法及时成篇完稿，有的当即婉拒，有的答应了却拖延过久，使我常有“欠债未还”的歉疚。于是，特别盼望年轻有为的公安文学评论家早日出现。

    我的数千从国政、警大和公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和近百名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公安法制文学方向硕士课程班结业的学员（在取得班上各科考试成绩合格被认可的基础上，其中有多位后又转至该班合办方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再参加并通过外语和政治理论统考而获得文学硕士文凭）多在警务岗位上或其他领域里忙着，个别的虽也写过若干作品评论，但后来也停笔了。更早的公安文学评论者，如合著《当代中国公安文学史稿》（群众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一书的三位作者，其中有位赴美后英年早逝（如张子宏），有位出国后留在海外就业（如高涧平），还有一位（于奎潮）似乎也不怎么写了。正在我感叹公安文学评论后继乏人之际，年轻学历高的张友文脱颖而出，成为有名的写手，给公安文坛增添了生气和活力，这是值得欣慰的。友文已出版过评论集，他精力旺盛，读书多，脑子灵，反应快，在跟踪公安文学的最新创作并及时予以解读方面，成绩相当可观。

    文学评论与文本创作一样，其长短优劣都要接受众多读者阅读感受的检验，其生命力如何：是昙花一现还是魅力长存？也将经受历史的淘洗与验证。所以，无论创作还是评论，写作态度都要严肃认真，下笔要反复斟酌推敲，使之精益求精。就此而言，我以为文学评论多产与否无关宏旨，而贵在精准，使评论对创作能真正起到点拨作用并发挥指引的功效。在微观的作品评析方面，友文已经尽力了，希望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做概括性更大、理论性更强的宏观研究。在这方面，以其才具，我相信如肯下功夫，他也是能做到的。

    承友文约我为他的第二本评论集作序，遂写下以上的话。愿以此与他和有志于从事公安文学评论的后来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