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对于这个故事来说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作者不光写活了托马斯·曼，同时还写绝了沃森与克拉拉的爱情。那是个“除犹”时代，沃森与克拉拉一起被纳粹分子驱赶到了克拉科夫集中营。年幼的沃森被纳粹巡逻队带进了“儿童戒护所”。在那里，他认识了比他大的克拉拉。克拉拉是“纯种”的德国人。然而，她的做大学教授的父母因叛变了纳粹招致被枪杀并做成了标本，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为了保护沃森，克拉拉委曲求全，落难到一个50多岁的纳粹军官手里，受尽凌辱。也许幼小的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懂得爱情，可克拉拉的表现无微不至地体现了她对沃森的呵护。这一切不仅源于他们彼此的好感，也源于他们在那个艰难的处境里，共同的追求和信仰给了他们信心，那就是他们得到了诗歌的慰藉。两个原本不懂得诗的孩子，异常不屈地信奉着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自由和梦想——歌德、莎士比亚、席勒和普希金的诗，直到后来他们幸免于“焚尸炉”并获得自由。这个环节不免有作者身为诗人的本意，但克拉拉与沃森是那么平静而自然地接受着诗，作者诗意地引导读者一层一层地剥开这个“大葱”，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有信仰的社会的根基是人们的心灵。

    当然，诗歌的确有着超凡的魔力，沃森和克拉拉就是在诗歌魔力的推动下走出了“死亡”。可悲剧依然继续。战后，沃森与克拉拉分别了10年，在这10年里，沃森一直在寻找克拉拉，但当他找到克拉拉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她的丈夫是糟践她的那个纳粹军官的残疾儿子，尽管他是作为“人质”与克拉拉没有真实的夫妻名分。但显然在那个恐怖的年代，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世袭”。

    几年后，伪装残活下来的纳粹军官被人识破，他良心发现恶贯满盈，越狱来见克拉拉的时候说完“我是来给你和你的诗歌谢罪的”后便就上吊自杀了，多么罪恶的军官。这句话不但再此证明邪恶在信仰面前的卑微，更折射出作者对人性价值的取向的诘问。同样如此，沃森与克拉拉因诗歌的召唤而获得的重逢，促使克拉拉名不副实的“丈夫”——纳粹军官的残疾儿子放“爱”一条生路，修改了遗嘱，愿意将克拉拉“纯洁无瑕”地还给沃森，并将一切财产归于他们。纯洁的感情总是能感天动地的，罪恶总是会遭报应的。作者将沃森与克拉拉的爱情写得荡气回肠，不但以“破坏”他们表面的美好来“点亮”心灵的圣光，还以故事的深刻内涵诠释了人类应该恪守的基本道德。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并发生在二战期间，却也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许多横截面，因为在中国，还有艾吹明的“困局围城”正在为之感到茫然。

    也许，在德国人托马斯·曼看来，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就是一条纯洁无瑕的河，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那样丑陋。所以，托马斯·曼做到了，他如心地为了他的愿望前进。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真实的、是虔诚的，同样具有诗歌一样的魔力。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