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徒曾在中法学堂借打电话与董家联系
■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华捕训话
■平凉路1号严家花园
▲陆大公手书20世纪30年代初四件绑架案回忆录
去年，旧上海最后一任警察局长陆大公之子代表已故的父亲，将有关旧上海的许多珍贵警界档案捐献给上海档案馆。在陆大公的回忆录中，一些手稿专门涉及发生在上海滩的名人绑票案，其中，既有广为人知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荣德生绑架案，也有后人少有知晓的纺织大王严裕棠、珠宝店小开董叔英、西门子洋行华人经理陶昌海和面粉大王之子、中孚银行经理孙养孺。这四起案件都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折射出旧上海治安混乱、流氓妄为、黑帮猖獗的社会乱象。
壹 纺织大王严裕棠1932年第二次被绑架
1932年6月的一个上午，9时许，光裕公司老板、纺织大王严裕棠从平凉路1号严家花园，乘坐汽车来到江西路上的光裕公司。停稳车，严裕棠钻出汽车，还没站稳，车旁就窜出几人，前后围住还没反应过来的严裕棠，有人揽肩，有人抱腰，将他挟制住，推进旁边的轿车，旋即发动，向着西方绝尘而去。
严裕棠这才反应过来，心里暗暗叫苦：“祸不单行，又遭匪人绑了！”就在仅仅4年前，严裕棠也曾遭过一次绑架，幸得杜月笙出手谋划，方才在两天后被释放回来，凶手身份至今不明。
严裕棠为何短短四年连遭两次绑架？当然是因为他声名在外，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华商巨富。
严家司机赶紧报告，严家商量后决定报告租界当局。租界中央巡捕房华探长范德孚、总稽查处督察长奎而、总探长刘绍奎派探员6人，专门负责监听江西路1字电话局内光裕公司的电话线，副探长陆大公则带一人一起守着严宅电话。
监听了一个多月，绑匪却很狡猾，从不打电话，只是不时写信寄来，在信中约定接洽地点。第一次，绑匪在信中提出，要严家派代表在当晚7时至8时之间，前往湖北路上的悦宾楼饭店，巡捕房暗暗在酒楼埋伏，绑匪却未现身。第二次，绑匪又来信约严家派代表在浙江路上的大雅楼菜馆碰面，接头方式如前，仍是空等一场。
第三次，绑匪换了一种方式，约定严家代表装扮成乡下人模样，手拎菜篮，放一只母鸡，次日清晨5时等在福州路上的中西药房门口。刘绍奎派探员埋伏，陆大公和另一名探员坐在汽车内，停在福州路山西路口待命。没想到，一帮人守株待兔2小时，依然是白忙一场。
一直试探到第四次，绑匪方才现身。这次，绑匪约严家派人在子夜2时拎着写有光裕公司字样的公文包，在山东路上的新惠中饭店二楼电梯口碰面。刘绍奎派了一个探员与绑匪接头，副探长冯志铭带人藏在二楼两间客房里，三名探员化装成茶房从旁观察。1时30分刚过，两名绑匪提前到达，招呼早早等候在电梯口的“严家代表”，当场被捕。
两人很快招供，可他们只是负责前来接头的小喽罗，一个叫姚志发，一个叫严老九，均不知“肉票”藏匿处，只交待出关照他们前来的头目赵财喜住处这一条线索。陆大公等人马上押着这二人，来到梧州路上的赵家抓人。随后，又顺藤摸瓜找到新闸路桥下杀猪铺旁的匪徒“夜开花”家，不料此人已察觉不妙，连夜逃回江阴老家。冯志铭带人当天赶到江阴，虽抓住“夜开花”，却仍空手而归，对严裕棠藏匿处不甚了了。
这天，陆大公等从“夜开花”家返回巡捕房时，正巧撞见中南饭店经理李文才、流氓荣斌根、张椿保在与奎而、刘绍奎密谈，样子颇为神秘。他们侧面打听到，三人来此是为赵财喜作保。奎而和刘绍奎同意保释赵财喜，条件是说出“肉票”所在，并帮助逮捕余党。赵财喜这才供认，严裕棠藏在法租界长乐路72号，四名看押的匪徒都当过兵，枪法很好，他们有三支盒子枪和一把手枪，若巡捕大摇大摆去“起票”十分危险，不如让他同三名保人前去，伺机释放严裕棠。
刘绍奎等觉得有理，便派陆大公同冯志铭等人一起开一辆出租车盯着赵财喜等人。在蒲石路72号，他们果然见到李文才将严裕棠搀扶出来。陆大公等人这才放心，随即冲入72号，只见屋内已然人去楼空，只在三楼一个小房间里查抄到一支盒子枪和一把手枪。
几人回到巡捕房，严裕棠已安然坐在办公室内，正与刘绍奎、奎而谈话，李文才、荣斌根、张椿保和赵财喜则不见踪影。两周后，法院宣判，“夜开花”被处以无期徒刑，姚志发、严老九均处15年有期徒刑。而陆大公则因为在此案中表现出色，很快便从副探长晋升为华籍捕头。
贰 查案中发明电话监听新装备
1932年7月，租界中央巡捕房督察长陆连奎探知，上海一家珠宝店的小开董叔英被绑架，绑匪在英租界大中华饭店租下207号房间，写信约董叔英的哥哥每天守在房间内等候他们通过电话发布指令。
总探长刘绍奎便布置两名探员化装成茶房从旁观察，副探长冯志铭和一名探员守在饭店电话总机房，专门监听207号房间电话，另一名副探长王程应带着陆大公在福建路9字电话局负责监听。绑匪每天少则五六次，多时要打十几通电话，用暗语催促董兄：“这个货色你们要吗？”董兄急答：“要的！要的！”绑匪随即催促董兄凑足钱送来，“否则，我们就要把货色抛出去了！”这样拖了20多天，除了听出电话里是个上海本地口音的年轻人，其他一无所获。电话局工程人员表示，如果对方使用的电话在9字电话局网内，只需通话五分钟便能查出；若在其他局网，就得请其他电话局帮忙，至少20分钟方可。
焦急之下，洋探长格来物与9字电话局的英籍负责人反复商量，请来一位姓张的技术工程师仔细研究，终于造出一只脸盆大小的格盘，几次试验下来，无论对方从哪个电话局打进9字电话局，秒针就会指出对方数字，如此便可轻松查出对方在哪个地区甚至哪部电话机上拨出。
如此一来，破案大获帮助。陆大公等很快查明，绑匪先后在重庆南路一户外国人家中、淮海路中法学堂、云南南路三和楼菜馆、延安东路一家菜馆等借用电话。通过对这几处的调查，发现借打电话的嫌疑人戴着白色草帽，上穿蓝色西装，下穿白色西裤，脚蹬白色皮鞋，脸上有麻点，年约30多岁。
这些地方都属于8字电话局，探长刘绍奎便派人分别在云南南路8字电话局、福建路9字电话局门口等消息，陆大公等分别在两局监听电话，其余探员则在大中华饭店207号房间外监视动静。
布置妥当，下午3时40分，麻脸男子又在延安东路上的菜馆现身了，他径直走进电话间，关起门打电话。与此同时，大中华207号房间里的电话也响了。陆大公督促张工程师赶紧查找来源，3分钟后，工程师证实，电话正来自那家菜馆。确信无疑，陆大公马上通知守在电话局门口的王程应出发。五分钟后，王程应等飞车赶到，绑匪仍在与董兄通话，浑然不知警察就在门外。
经询问，绑匪交待自己名郑根生，跟着胞兄郑士范混，正是他们二人绑架了董叔英。郑士范在爱文义路家中落网后供认，董叔英被藏在闵行乡下。闵行属于华界，于是，刘绍奎备公函到华界蓬莱公安总局，会同总局侦缉队长卢英，带了几个华界警察协助，在郑根生指认下，来到闵行乡下。还没进村，看守董叔英的绑匪就举起盒子枪反击，警匪一场枪战，冯志铭和一名探员中弹，幸而都穿着防弹马甲，没有大碍。几分钟后，绑匪四散而逃，被藏在匪窟阁楼里的董叔英顺利解救。
经法院审理，郑根生被判处死刑，郑士范处无期徒刑，另两男一女均处十余年有期徒刑。郑士范不服判决，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让人吃惊的是，郑士范逃过终身监禁，仍不思悔改，刑满出狱后，改名郑连棠，当年便又伙同他人犯下绑架荣德生的惊天大案，再次被捕。
叁 面粉大王之子被绑架
1933年11月，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总稽查处督察长陆连奎在监听电话时发现，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机器面粉厂——上海阜丰面粉厂小开孙养孺被绑架。他既是面粉大王之子，自己又是圆明园路中孚银行经理，绑匪向他下手，显然事先做了一番打听。
孙家慑于绑匪恐吓，不敢报告租界当局，委托孙养孺的妹夫及与孙家交好的南通市贫儿院院长倪叔臣一起与绑匪暗中接洽。陆连奎获悉这一线索后，将孙家电话控制起来，探听到绑匪约二人当晚7时到西藏路上一品香饭店谈判，派探员化装成茶房进去送茶送烟，趁绑匪不备，带人一起冲进去，抓获两名正与孙家代表谈判的绑匪。
带回巡捕房审问，两人很快招认。根据两人提供的地址，巡捕房很快在复兴中路思南路口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抓住帅颂平，并获悉孙养孺被藏在襄阳北路长乐路口弄堂里的洋房里，约有10人看守。
当晚凌晨2时，陆大公等来到匪窟，将洋房团团包围，把糯米汤团粘在玻璃窗上，无声无息敲碎玻璃窗，拔去销钉，潜入客堂，首先逮住一名匪徒。二楼三楼的匪徒听到动静，持枪从晒台爬上屋顶。探员也上房追捕，陆大公拿着手电筒，匪徒从西北角射来两枪，右手被枪弹擦伤，鲜血流了一身。总探长刘绍奎赶紧呼喊“不许打手电！快趴下！”双方互射一阵，洋房下传来不许开枪的指令，欲把匪徒困在屋顶，等天亮后再一网打尽，以避免伤亡。双方在雨夹雪的恶劣天气中熬到清晨6时，匪徒手枪耗尽弹药，除两人中弹跌下屋顶一死一伤、两人藏身屋内被发现外，其余均在屋顶上束手就擒。
解决了匪徒，巡捕逐间搜查洋房，刘绍奎发现三楼一个小房间被反锁，花费很大力气撬开门后，发现里面正是孙养孺。两名看守本想撕票，慌乱中，手枪却卡了壳，孙养孺总算命大，被安然解救。被关押几天功夫，他被吓得不行，见到有人闯入，已分不清敌我，马上举起双手高喊“我是财神”，巡捕好一番安慰，方才缓过神，相信自己重获自由。
肆 巡捕房探得西门子经理被绑
1934年冬季，陆连奎探得西门子洋行华人经理陶昌海被绑架，陶家人宁愿花钱，不愿冒险。陆大公等监听电话，探得陶妻委托自家弟弟与绑匪接头，便派人盯梢。
几天后，陆大公等发现陶的妻弟拎着两条白色锡纸包装的香烟，夹着一份报纸乘上陶昌海的汽车，傍晚6时整来到南京路四川路口的惠罗公司门口，踱来踱去，像是等人。然而，等了40分钟无人上前，便怏怏返回。几天后的傍晚6时，陶的妻弟又带着香烟和报纸来到亨得利钟表店门口，等到7时，仍无人来接头。三天后，同样是傍晚6时，他又带着香烟和报纸来到北京路河南路口，照旧无功而返。
一直到第四次，才见到三名绑匪在晚上7时许从大公医院西侧向东走来，来回走了三次，像是在找人；又有一人迎面走来，暗向两人指认陶的妻弟，守候在四周的巡捕当即确定，三人均是绑匪，便冲上去将三人抓获。
经审讯，三人交待匪首徐阿荣兄弟住在山海关路某里某号，陶昌海则被藏在凤阳路人安里90号，看守的有三男一女。巡捕房赶去匪窟，很快救出陶昌海，抓获四名匪徒。
据徐阿荣兄弟到案后交待，他们之所以要绑架陶昌海，是因为陶昌海曾是浙江军阀总督周凤歧的秘书长，周交给陶200万元来上海的德商西门子洋行采办军火。陶来沪后，周凤岐在杭州遇刺身亡，陶不仅侵吞这笔巨款，还以此入股西门子洋行，当上洋行买办。陶之所以敢侵吞，是因为他以为无第三人知晓此事，谁知周生前曾对一名部下提起。周死后，这名部下多次追问陶昌海无果，便找来徐阿荣兄弟，想绑架陶勒索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