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画报》则把这种种情形做了忠实的记录：在画界名流亦是歙县同乡许士骐的订婚答谢宴上，作为证婚人的胡适喧宾夺主，表现十分活跃。徐志摩欧游归来，刘海粟在家设宴洗尘，胡适也应邀出席，除 了吃饭，胡适始终是奋战于麻将桌上的主力，最后输了五六十块钱方才作罢。

1929年3月19日，《上海画报》发表了胡适的一首诗《答丹翁》：“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乾女尽玲珑。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诗中“丹翁”即人称“上画四杰”之一的张丹斧，时为《上海画报》主要编撰。张丹斧和胡适的渊源始于他们早年一起办《竞业旬报》。诗中“庆祥老友”即因当年办《竞业旬报》时租住庆祥里而起。“胡圣人”一说大概也是最先起于张丹斧，后得到大家公认而叫开。被人称作“文坛怪物”的张丹斧，因行事作文顽皮怪诞而格外受人关注，故胡诗有“人人笑”、“日日红”之句。

《上海画报》是1925年6月由毕倚虹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三日刊画报，到1933年2月，8年间共出版800多期。包天笑曾用现代广告中惯用的比附手法描述该报是：“融会了《图画时报》的新闻时事和《晶报》的文人小品”，“并二美为一”，故“不踵而走，成为一时风雨”。《上海画报》文字不文不白，一律直排，不用新式标点，可谓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旧”刊物。风头正健的胡适在风行一时的时尚杂志上发表一首诗本不算稀奇，不过，新文化领军人物与“旧文人”以诗歌相唱和，还是令人玩味。

胡适诗题既云“答”，那么必有原唱。《胡适日记》1929年3月19日中，我们可以找到张丹斧原诗剪报，该诗题为《捧圣》：“多年不捧圣人胡，老友宁真怪我无。大道微闻到东北，贤豪那个不欢呼。梅生见面常谈你，小曼开筵懒请吾。考据发明用科学，他们白白费功夫。”这首《捧圣》的确名副其实，从头到尾充溢着褒扬(说吹捧也不为过)之词。

不过，首句说到的“多年不捧”，我们不妨理解为曾经多年都在捧。张丹斧和胡适在大众媒体上的互动，倒也确实远远不止这一回。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期间，张在《晶报》上就新诗问题和胡适展开辩论，引来诸多看客以及包括像张恨水这样的参与者。1921年胡适应邀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张丹斧又在其主持的刊物《商报》上，发表了许氏的文章《胡老板登台记》，说商务印书馆以月薪五千元的高薪聘请胡适华丽登场，那阵势直追梅兰芳、谭鑫培诸位名角大腕儿云云。后事情以胡适亲自接受许氏访问，公开辟谣而告终。

《上海画报》创刊不久，他又让胡适以“文学界的叛徒”形象出现。如此看来，在张丹斧那里，不管是不遗余力地表达相反意见，还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抑或是竭尽全力地吹捧，都是他独有的“捧圣”方式。人人都道丹翁名士作风，玩世不恭，其实现在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博出位”的策略。

胡适在《上海画报》上发表的作品有限，但出场露脸的机会却极多。自1927年回到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办新月书店，后又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以来，胡适与上海的文人圈子交游日广，联系密切。《上海画报》则把这种种情形做了忠实的记录：在画界名流亦是歙县同乡许士骐的订婚答谢宴上，作为证婚人的胡适喧宾夺主，表现十分活跃。席间，胡博士大肆撺掇新婚夫妇介绍恋爱经过，不依不饶；在婚礼上，胡适充当了新人合影的导演，上下奔忙，左右支招。徐志摩欧游归来，刘海粟在家设宴洗尘，胡适也应邀出席，除了吃饭，胡适始终是奋战于麻将桌上的主力，最后输了五六十块钱方才作罢。唐瑛、陆小曼等人开办的新式女装公司，曰“云裳”，该公司为海上名流定制服装，与电影公司合作，同时又致力于家常日用之服，十分红火，而胡适位列董事名单，参加开张典礼。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活动我们基本上很难在《胡适日记》里读到，那些与之交游的名字，也几乎不在日记里出现。虽然日记里也似乎是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交朋会友的情形。但在杂志上记录的胡适，似乎诡异地存在于另一时空。

周瘦鹃在《上海画报》上有篇《胡适之先生谈片》尤具代表性。该文详细记录了作者某次登门造访胡适的过程。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周瘦鹃撷取的内容大致有关于胡适书房里大大小小洋装、平装的书、胡适的腰痠病及其疗法、胡适即将受聘中山大学一事的真假、胡适是否喜欢看电影、胡适对待翻译的态度等等。两人的谈话基本上是周问胡答，类似访谈的形式。

我们知道，1928年胡适的关键词当为“白话文学史”，因为这时他在新月书店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一书。谈话中涉及到与文学有关的翻译工作，显然也不是这一时期胡适的重点。如果一定要八卦，似乎谈些胡适和徐志摩们创办新月书店的枝枝节节、恩恩怨怨也很不错。然而这篇文章里并未涉及这些。那么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合格的访问吗？显然不是。相反，周瘦鹃是一个太称职的访问者，《上海画报》的读者们毕竟不同于文学史家，周瘦鹃深知他们想要看到些什么。他们对胡适研究的那些学问大约并不会有真正的兴趣，但是对于一个文化明星的生活细节却怀有极大的好奇，而周瘦鹃体贴地在文中一一为之释疑答惑。

唐德刚曾说：“胡适之先生生前在中国享盛名，历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不管是外行人看热闹还是内行人看门道，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总之都要“看胡适”。“因而就‘看胡适’这宗娱乐活动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

这里扯上了梅兰芳，不由让人想起《胡适日记》在1930年8月24日写的一段话：“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和国家元首，名角大腕儿相提并论，这语气貌似自豪，细细品味一下，却未尝不带着些自嘲。大部分的外国人大致和那些喜欢围观的大众读者差不多，他们所能看到的、想要看的都不过是名人们的皮相。胡适们之名扬海内外，与其说是出于深入了解之后的景仰，不如说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跟风。

感谢现代传媒，《上海画报》三日一刊，虽赶不上今天实时的现场直播，但已经尽最大可能及时地提供了关于这位文化明星的零星片段，一窥书斋之外胡适的影形踪迹。如果说《胡适日记》是胡适本人想要构建的一种关于他个人的正史，那么，这些旧杂志上的细枝末节无疑只能算作野史。这样的野史并非专业史家所为，它不过是杂志编辑为着商业目的而迎合大众口味的一时权宜。但在新历史观的观照之下，哪一种历史叙述又不是在某种特定语境之下的权宜呢？谁又能否认，野史也代表着一种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