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曾约略地谈到一些中国古人是如何节育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以为中国人不重视节育，其实不然。中国人口众多是因为基数太大，根据研究显示，清代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大大低于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早期西欧妇女的生育率。

关于西欧节育的历史，笔者曾经写过一本《医学的故事》，里面曾详尽地谈到，虽然他们在局部地区曾经出现过两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避孕方法──避孕套和阴道放置海绵术，然而究其实际，就广泛应用而言，从直到近代之前西欧妇女生育率非常之高，便可见其节育水平尚处于落后阶段。

即便在今天，节育的手段也无非两种：一种是事前的避孕，一种则是堕胎。

这里就先和大家谈谈避孕。

根据中医的理论，子宫寒冷、痰湿阻塞胞宫、子宫内有致病之邪等，都会导致不孕。那么有意识地选用能够造成这些状况的药物，在月经后或生产后用药，通过抑制排卵是可以达到避孕的目的。

应该说，药物避孕其药理机制远比药物堕胎复杂。约成书于公元5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陈延之的《小品方》一书(又称《经方小品》)，就载有妇人服后“终身不产”的“断产方”，到了隋唐宋元的历代医书，也都有绝育之方。然而，古代以生育为重，避孕之后，如果导致以后不育，也是件极为麻烦的事情。

赵献可在《邯郸遗稿》中记载了一种“九龙丹”的药物，非常有创造性，据该书称，“凡妇人生理不顺怕产者，宜服九龙丹，则不娠。其故何也?此药能令脂膜生满子室，不受孕矣。如以后要嗣而受孕者，以车前子为末，温酒服一钱，数服仍可受孕，极善之法也”。不过似乎没能流行，可能效果也并不是很好。

总之，中医的医家对避孕实在是拿不出太多好的方案来。避孕药也不是没有，像《本草纲目》卷四所记避孕单方为“凤仙子，产后吞服二钱，即不受胎”。此外还有《妇人良方大全》、《景岳全书》、《妇科玉尺》等书都收录有一些方子。

文人归有光在他的《震川先生集·先妣事略》中就提到他自己的母亲一次失败的避孕。他的母亲周孺人在结婚之后，每年生育，为多子所苦，于是有一位老妇以杯水盛二螺呈现给他母亲，说喝了之后就不会再怀孕了。周孺人饮后马上嗓子失去声音，成了哑巴，一年多以后就死了，年仅25岁。但在此一年多的时光中，也未再生育。文中所说的杯水显然是药水，至于是什么药物，归有光没写，但大抵应该不出当时医书所载的范围。

即便到了晚清，经学大家之一的皮锡瑞也记载他的母亲服药后绝育未成，反而损害了健康。可见中医一直没有解决传统避孕药的药效问题，连起码的安全性也没有保证。

既然以药物的手段无法保证避孕绝育的效果，那么只好另寻他法了。毕竟以中国人之聪明，是断乎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不使用药物，就借助手术。今天的结扎，古代当然没有，不过以手术破坏生殖机能的阉割之法显然不适合用于避孕。

明末复社成员张明弼在他的《萤芝全集》中就记载江苏金坛县的一次奴变中，造反的奴仆在声讨其主人罪行的檄文中控诉道：“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薙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所谓的“锻椓阴私”就是用外力人为地造成子宫脱垂，从而绝育，极为霸道，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尤大，激起奴婢的叛变可以说是意料中事了。

而清代褚人获的《坚瓠续集》卷四又记载了两种相近的方法，也是官绅人家中的妒妇用以虐待婢女，使之绝育——“捣蒜纳婢阴中，而以绳缝之”，“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其钥匙于井”。

然而这些方法是如此的残忍野蛮和不人道，士大夫看不过去，社会舆论也不支持，那么所适用的范围必然受到限制。

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非药物避孕绝育法，当属针灸人体的石门穴位。近代针灸专家承淡安在其所著《中国针灸学》中说得比较系统：

石门，妇人禁针灸，因能使卵巢受伤而不孕。凡子女过多而有绝育要求者，可针灸石门，但行针时应按准穴位。针石门的同时也可针中极、关元、三阴交、合谷，和右足内踝上一寸，均针后加灸，确可绝孕。

中国人是比较重视食疗的，在避孕绝育方面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棉籽油的食用在江浙一带很是普遍，甚至还被地方志列为当地主要食用油之一，这种油比菜油低廉，商家往往借之掺假以牟利。褚华《木棉谱》就说：“木棉子……榨为油……色紫而浑，以之注灯则不明，以之和蔬则味酵，但其值颇贱，市肆间私买之，以为菜油、豆油之兰亭赝本。”

按照现代科学检测，棉籽油中所含的棉酚具有抑制男子生育功能的作用。古人当然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但是农民很快发现如果长期食用棉籽油，往往造成多年不育，而停止食用一段时间后，生育能力仍有可能恢复。于是，棉籽油很自然地就成了当时最为安全可靠的“强力避孕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