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圈混的女演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窝火之处，就是媒体记者，俗称“狗仔队”。一方面离不开他们的摇旗呐喊帮着维持人气，一方面又恨极了他们的嘴里吐不出象牙。在赵炎看来，这种“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情可用窝火来形容。

令人捧腹的是，明代的文艺圈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明代的女演员们所“爱恨交加”的人，不是到处捕风捉影的“狗仔队”（当时没有），而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礼部官员，且其中明显“恨甚于爱”（明人沈德符语），显然是极为窝火了。有所“爱”，还好理解，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人家手里有权，掌握着你的命脉。那么，恨从何来呢？

我们常说，世间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只要出现了爱和恨，那就是有缘故的。也就是说，窝火也是有缘故的，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挣了钱被别人花了，别人还嫌脏，你说窝火不窝火？

明代的女演员一般集中在教坊司里，与普通青楼里的女子不同，她们的身份比较尊贵。教坊司是政府办的乐舞演出机构，旗下女演员们非得个个“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不行，主要负责为达官显贵、豪富之家提供家祭堂会上的文艺活动，并收取一定报酬。行政上归礼部领导，财政上自负盈亏，不纳税，原因是政府认为“倡优之资不洁”，说他们的钱不干净。

女演员挣了钱，反正是自己花，也无所谓干净不干净了。可是，礼部的官员居然斯文扫地，与女演员们抢饭吃，从洪武末年开始，即征收教坊司的演出管理费，移作公用（不是上交国库，而是用于各种应酬与福利）。

据《万历野获编》介绍说，南京（明陪都）礼部“到任、升转诸公费，俱出教坊司”，沈氏还感叹说此举“似乎不雅”，并称“北部（即北京礼部）却无之”。岂知北京礼部尚书于慎行已在《谷山笔麈》中坦言，他们也是靠此生财。看来，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明代礼部官员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确实是穷怕了。

礼部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清水衙门”，无人事任免权，无执法司法权，更够不着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所以，没什么外快可捞，官员一般只能靠薪水过日子，说实在的，穷啊。到了明代，朱家皇帝个个是“老抠”，官员的薪水更低，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那就只能去当裤子了。

所谓“穷则思变”，一个活人若是被尿憋死，不是有病，大概就是傻瓜。礼部的机关首长们自然是不肯做傻瓜的。朝廷按例给外国朝贡使团的赏赐，要经过礼部发放，偷偷截留一部分；各地僧侣道士来度牒纳银，是礼部代收的，也可稍稍瞒报。可是，这些都不是常态的进账，还得另觅稳定的财源。这一来，女演员们聚集的教坊司就跑不掉了。

教坊司的女演员们既卖艺又卖身，好不容易挣的几两银子，到末了有一大半进了别人的腰包，肉疼得要命，反过来礼部官员还说这钱不干净，她们焉能不窝火？

第二件事，有人摸了老虎的屁股，还不给钱，找谁说理去！

老虎是谁？女人是也，有一首歌不是说女人是老虎嘛。明代教坊司的女演员，不是谁想摸就能摸的，市井百姓、普通士子平时想见她们一面也比登天还难，更别说调戏或者骚扰她们了。可礼部那帮官员清一色是掉书包的家伙，一个比一个好色，又管着教坊司，他们就难说了。

本来收点管理费也就罢了，官员与女演员们只要不见面，就谈不上性骚扰，也色不起来，加上朝廷也不允许，老虎屁股基本安全。比如教坊司去某地演出，先知会礼部一声，演出结束后，再派人将管理费交给礼部，这也没什么，双方相安即可无事。

偏偏礼部的官员愣是不放心，唯恐这一票来钱最快的外快收入被经手人揩油或者教坊司交钱时短斤少两，居然派人跟班：“南京礼部堂属〔还〕俱轮教坊值茶”。想想那些部、司级大臣每天轮流去倡优乐舞的教坊值班，只为将演出收入安全带回部里，这情景也真够可怜可笑了。

可怜可笑也还罢了，还有可恨的事情呢。这些轮流跟班的官员在教坊里喝着茶，翘起二郎腿看歌舞，身边自然少不了女演员陪侍，其间癫狂不堪入目之状，是可以想象的。据史载，光隆庆一朝，礼部因“亵妓恣娱”被弹劾的官员就达三十七人，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部级单位。礼部官员跟班嫖娼倒还不至于，性骚扰女演员的现象估计是很严重了，这才引发频频的投诉。

官员跟班演出，是去收钱的，已经不招人待见了，再对女演员大搞性骚扰，还不掏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常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赵炎以为是冤枉人家了，赔出色相还倒贴钱，这种事情换了谁也做不到有情有义。

那些被骚扰又没拿到钱的女演员，个个心中窝火，还敢怒不敢言，于是，就相约排了一出短剧，取名曰：送瘟神，借民间流行瘟疫事讥讽礼部官员贪得无厌，是邪恶的化身，希望他们拿了钱赶快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