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8日，联合国反腐败大会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对这个国家来说，此次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在前一天，86岁的印尼前总统、高居世界银行“贪污腐败富翁榜”榜首的苏哈托因病去世了。在情绪激动的印尼人眼里，苏哈托之死和反腐大会的接踵而来，似乎是对印尼的嘲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月28日也是“世界大屠杀”日。世界主要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呼吁“调查苏哈托政权的暴行，纪念印尼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腐败”和“屠杀”这两个词，毫无疑问已是苏哈托墓志铭上洗刷不掉的污点。

生命结束，清算开始

自从1月4日苏哈托因贫血和水肿入院接受治疗开始，围绕他病情的起伏，病房外上演了一出政治连续剧。当1月11日医生宣布他“失去知觉、生命垂危”时，这幕政治剧一度达到了最高潮。

在特护病房外的走廊里，有一台悬挂式电视机。画面中不断播出印尼总统苏西洛呼吁全国人民为苏哈托祈祷的新闻。不久，画面又切换到另一位前总统瓦希德。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民众：“虽然苏哈托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就在两位政要相继发表“宽恕”言论的同时，透过医院的窗户，可以看到，医院门外已聚集了一大批愤怒的民众。他们手执“将苏哈托绳之以法”的标语，要求弥补自己的创伤，并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就在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议中，1月27日，苏哈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月28日，一场庄重的国葬在苏哈托的老家、印尼爪哇省梭罗城的家族陵墓里举行。那是一个树木环绕、幽静漂亮的墓园。一栋三层建筑的陵墓坐落在小山丘上，苏哈托的妻子茜蒂·哈蒂娜也葬在其中。

苏哈托的生命完结了，但对他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印尼政界人士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说，国葬之礼只是对“印尼发展之父苏哈托”的一种义务：“必须尊重这位老人，他在民间享有一定的尊重。一旦这位老人病逝后，情况也就跟着改变了。”现在，放手追查苏哈托家族贪污案的时机到了——根据印尼法律，如果犯罪嫌疑人去世，其家人必须就其罪行继续接受检方的指控。

1月初，印尼总检察长亨达曼·苏潘吉拒绝了苏哈托家人和朋友提出的销案请求。他明确表示，如果获得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授权，检方可以和苏哈托家属达成庭外和解，但条件是苏哈托的子女必须向国家偿还贪污所得。

苏哈托家人转而向苏西洛总统请求特赦苏哈托，但苏西洛拒绝了。“透明国际”驻印尼主任卢比斯认为，苏西洛可以为病危中的苏哈托祈祷平安，那是对后者在经济建设方面贡献的感谢，也是考虑到苏哈托在军政两界门生无数，牵一发会动全身。但是，苏西洛不可能轻言“赦免”，因为这会触怒深受腐败之害的人民。卢比斯推测：“苏哈托的六名子女可能要受到追诉。”

有人宽恕，有人追究

在苏哈托病重和死后，主持家族大局的是苏哈托长女西蒂·哈迪扬蒂·鲁玛娜。“父亲已回到真主那里去了，我们请求，如果他犯有任何过失，请原谅他的这些过失，希望你们宽赦他的过错。”然而，作为苏哈托32年独裁统治的既得利益者，作为苏哈托贪污的300亿美元的继承人，鲁玛娜的要求显然无法得到公众的响应。回答她的是雅加达街头的躁动。愤怒的抗议人群从全国各地涌来，越聚越多，“惩治苏哈托”的标语随处可见。

1998年5月21日，印尼陷入金融危机的深渊，经济遭受重创，苏哈托带着对权力的无限留恋被迫辞职。“如果一定要我下台，好吧，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谁能够胜任？”同年11月10日，数十万印尼人聚集在雅加达国会大厦门口，强烈要求调查苏哈托家族的财产。国会被迫接受了民众的要求。12月5日，印尼最高检察院第一次向苏哈托发出了传票。

 
随着调查的深入，苏哈托亲属五花八门的敛财方式，震惊了全印尼：

苏哈托本人建立和领导了7个基金会。他要求全国的企业每年必须向这些基金会交纳扶贫基金，同时，国家公务员也必须向基金会捐款。这些钱大多落入了苏哈托家族的腰包里。

苏哈托的夫人茜蒂·哈蒂娜，用各种名目为她控制的几个基金会募捐，每一笔募捐款她都提成10%。巧合的是，她名字的发音和英文的“ten”相近。她因此有了“提成夫人”、“10%夫人”的绰号。

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在印尼所有大型经济建设项目中都占有股份，一般都在20%左右，总额高达200亿美元。其家族因而被人称为“20%家族”。

苏哈托的长孙控制全国的药品进口，所有药品都要贴上他印制的500盾印花税，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他因此被人们讥讽为“印花孙子”。

印尼是丁香生产大国，但农民们不能直接把丁香出售给政府，而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苏哈托子女设立的收购部门，再由他们高价卖给政府。

……

下了台的苏哈托知道，他遭清算的日子不远了。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始终以身体状况欠佳为由拒绝出庭。案件因而越积越多，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对他的绝大多数指控都只能堆在法官的办公桌上。健康问题，成了苏哈托“非常好用的政治工具”。

而对家人来说，苏哈托的死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用的政治工具。在东方人的观念中，死者为大，宽恕一个死去的人，总比赦免一个活人更容易让人接受。正因如此，苏哈托长女请求人们宽恕她父亲的举动，显然别有深意。

在苏哈托的家乡爪哇岛，人们普遍被感动了。当地人认为，是苏哈托让印尼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能感觉到生活每一天都在好转，我们都感谢他，对他的逝世感到惋惜。”一名爪哇居民这样说。

但是，更多的印尼人无法原谅苏哈托的腐败。一位大学教授一针见血地说：“六七十年代是亚洲经济集体起飞的时代，不止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都是在那个时候起飞的。这是大环境使然，并非苏哈托一人之功。相反，如果不是苏哈托贪污无度，印尼经济就不会在1998年的金融风暴中一蹶不振。他的统治就像是黑社会和黑手党，破坏了印尼的国会、法律和政治制度，让军队和警察变成他的私人工具，而人民只是他的屠杀对象。他的家族掠夺的财富，其实正是印尼人多年来失去的。”

以华人的鲜血为道具

苏哈托铁腕统治32年，也给华人留下了无数伤痛。从1965年的大清洗，到1998年的“五月暴行”，苏哈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了50多万华人的生命。

1965年9月30日，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32年后的1998年5月，就在苏哈托政权行将就木的前夕，苏哈托故伎重演。当时，一些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开枪射杀6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苏哈托再次制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尼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以转移国内矛盾。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随即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五月暴行”。1200多名华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座华人住宅和商店遭焚毁。

当时，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华人奈达，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说：“雅加达的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华人妇女全都遭到强奸或遭到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就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警察和军队近在咫尺，但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直到今天，尽管印尼总统一再说“‘五月暴行’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但真正的主使仍逍遥法外——他就是苏哈托长女的丈夫、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

苏哈托执政32年，逾50万华人遭屠杀——这是铁的事实。倒在苏哈托屠刀下的华人，几乎都是已经加入印尼国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苏哈托的屠杀罪行，已属于印尼内政，取决于印尼民众自己的意愿。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这一抹血色终难就此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