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对秘闻并不十分震惊，欧洲宫廷也有这样的故事。“皇帝也是人”，这样反而正常。但是，他们对大臣们告知皇帝秘闻本身深感意外，“马戛尔尼忠实地记下了乔、王两人的谈话。因为他认为两人十分了解情况。不过皇帝的实际年龄又让他觉得乔、王两位在皇帝的风流艳史上的能力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的君臣关系过于拘泥仪式，他们两位伴同官能对他们的君王作这样的评价，令他十分奇怪。”（同上引书，第296页）因为这个关系，马戛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写《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只隐晦地提到和珅“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没有明说。由于各种原因，《马戛尔尼日记》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其中便详细地记录了这段佚闻，直到近年来被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费特（AlainPeyrefitte，1925-1999）挖了出来。

　　这段佚闻，乾隆时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乔、王大人在杭州告诉他们外，马戛尔尼刚到北京时，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国遣使会神父罗广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诉过英国人这段故事。为什么乔、王两大人在杭州向英国人证实了皇帝的密情，一种解释是：长麟他们都不喜欢和珅。长麟是蒙古旗人贵族，在陕甘总督任上有政绩和武功。厌恶和珅出身微贱，恃皇帝宠幸专横于朝。1792年，因为替一项冤案辩护，受到和珅贬斥，此后一直在巡抚的位置上赋闲。这次总督两广，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时候。对朝政不满，对和珅怨恨，影响乔、王两大人。他们三人在杭州，泄露了对贪官和珅的义愤，对着不着边际，回去以后再也不见的外国人发泄不满，笑谈丑闻，确实是情有可原。

　　英国使臣的回忆录表明，长麟是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希望能与英国政府合作治理广州贸易秩序。他说将允许英国人学习中文，请英国在乾隆如期退位后派使臣参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诺为广州中英贸易提供便利等。长麟准备在广州施行与和珅规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长麟在广州任职两广总督只有一年，否则，中英之间因有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会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论。还有，鸦片战争未必打得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编撰学上的启示：外国人游记，可以补充中国正史缺陷。《清史稿》中当然绝无说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提到和珅的劣迹，但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层关系。民国后的清宫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却未敢置噱。另外，从陈森的《品花宝鉴》中我们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恋，所谓“男风”。但从来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还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龙阳之好”。现在，因为有了当朝大臣对着外国人的诉说，我们可以比较严肃地考虑这段史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