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绝无仅有的胜利大罢工
上点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记得《毛主席去安源》。这幅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新纪元”的油画作品，在“文革”当中印刷了9亿多张，贴在家家户户的炕头上。画面上，29岁的毛泽东，身穿长衫，顶着山风，手拿油纸伞，神情严峻地穿梭在翻滚的乌云中，一步一步走向山雨欲来的安源路矿。
在此之前，还有一幅油画《刘少奇与安源工人》，刻画的是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大罢工的历史片段。据说，《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缘起，来自于江青否定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史实，证明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是工人运动的领袖。
讨论艺术和政治，不是我写作本文的意旨。往事重提，是为接下来讲述安源路矿大罢工。
1921年秋天的某一天，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英国议会承认工会享有合法罢工权将近100年后，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毛泽东，穿着短袖衬衣，乘坐火车，奉命前往安源路矿，考察在此发动罢工、呼应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可能性。
安源路矿，是铁路和煤矿的合称，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在江西萍乡创办了萍乡煤矿，挖了矿就得运出去，就得建设铁路，于是就有了株萍铁路。工人超过万人的安源路矿，是1920年代中国最大的产业。
经过调研，毛泽东认定有压迫也有反抗的安源路矿，罢工的条件成熟了。嗣后，出生在安源路矿附近的李立三、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刘少奇，相继被派往安源路矿，奔腾的地火开始燃烧。
1922年9月14日，彪炳史册的大罢工掀开了第一页。
午夜时分，刺耳的汽笛划破夜空，罢工的信号将梦乡中的工人们一一唤醒，率先罢工的株萍铁路局火车房的工人，停开了当天的第一列火车。黎明之前，工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出矿井，挥舞着写有“罢工”的白旗，呼喊着“罢工！罢工！”的口号。
中午，13000多名工人全面罢工，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者致函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告诉他们工人们为什么要罢工，工人们有什么要求。下午，奉命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火速赶到，安源路矿顿时成为扔进一根火柴马上爆炸的火药桶。
五天过去了，这个不断升温的火药桶，在剑拔弩张的氛围中安然拆除。
五天的坚持，对于领导上万工人的中共领导人是艰难卓绝的。须知，在当时的年代，罢工是非法的。北洋政府颁发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者处四年以下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其余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安源路矿大罢工之前，孙中山为了支持香港海员罢工，同意大理院长在国务会议上的提议，明令取消了新刑律中罢工治罪的条文，但是，他的命令只能在他领导下的广州政府说说，对北洋政府管辖下的江西萍乡毫无作用。
在当时，地球上的政府对罢工都不怎么待见。虽说英国、法国等少数国家的工会在漫长的斗争中，用血换来了罢工权，但是罢工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我国宪法，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两次将罢工权当作一项宪法性权利黑字白纸地写了进去。80年代之后，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在全球范围内肯定罢工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从法理上说，罢工侵害了法律应该保护的雇主的经济权益，然而，相对于工人的生存权，雇主的经济权益只得退而求其次。
那个时代，本来就不是什么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戒严军队、安源路矿不可能相信罢工权是什么基本人权，他们惟一的目标就是工人复工。当然，李立三他们也不会用“罢工权是劳动权的延伸”，从法理上跟资本家讨说法。
9月18日上午，原本对立的安源路矿和全体工人分别派出代表，在地方商绅代表的调停下，签署了答应工人各项主张的协议。随后，万余名工人绕矿区游行一圈，庆祝罢工胜利。
次日，万余名工人全面复工，浩浩荡荡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落下帷幕。
反观细节，工运领袖们处理得相当完美。比如，罢工之前，工运领袖一边与地方商绅联络，为他们事后的调停埋下伏笔，一边与黑帮势力协调，请他们关闭妓院、赌场、鸦片馆，防止抢劫等授人以柄的事情发生。
最值得一提的是，万余人的罢工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没伤一人。此次罢工之前的香港海员罢工，引致了死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次罢工之后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也遭到了血腥镇压。所以，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自我评价说，安源路矿大罢工的全面胜利，“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对比1922年发生的上百次罢工，这话，还真的不是吹牛。
1923：政变的游戏规则
每个时代的政治都有每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不按规矩出牌的人，或许可以逞一时之快，却要承受一生的骂名，死后连后代都要为之蒙羞，任人笑话。1923年的曹锟就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段笑柄。
这一年秋天的某一天，国会议员邵瑞彭，在曹锟“当选”大总统之后，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一个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市检察院的机关，控告国会议长吴景濂涉嫌大总统曹锟选举舞弊案。
曹锟是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直系大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他威风凛凛地开进了北京城，把持了北洋政府的大权。他是个军人，在原则上排斥军人干政的民国时代，不能堂而皇之地搞军阀统治。为了“合法”地做老大，粗通文墨的曹锟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棋，他拿黎元洪做棋子，扶持黎元洪上台，做傀儡大总统；第二步棋，逼走黎元洪，自己充当过河的卒子，一路向前，直奔大总统的位置而去。
毕竟是民国，张口法统闭口法统的曹锟明白：时代变了，皇帝没了，惟有通过选举，才能合法地当上大总统，君临天下。可是，选票掌握在国会议员手里，他也不能拿枪顶着议员们的脑袋给他投票。怎么办？硬的不行，来软的，给他们钱，买他们的票。买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像菜市场的小贩，扯开嗓子喊买喊卖。想来想去，他想到“津贴”这个名目，议长3万块，副议长1万块，议员按照影响力的大小，多的6000块，少的3000块。
按照当时的法律，买卖选票是非法的，曹锟不能亲自去弄，就用重金拿下了议长吴景濂，让他充当贿选的急先锋。
吴景濂收钱之后，在北京甘石桥会所，扎下一个贿选的大本营。大选前几天，吴景濂给议员们发出通知，邀500多国会议员陆续赶到甘石桥会所。接到通知的国会议员邵瑞彭如约而至。到场后，邵瑞彭领到一张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的5000块银行支票。过了几天，总统大选揭晓，将近600张选票，曹锟得票480票，合法地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
邵瑞彭愤怒了，国家纲纪何在？国会尊严何在？议员人格何在？他跑到京师地方检察厅，将吴景濂发给自己的那份通知，自己收到的那张银行支票，连同控告函，一并递交上去，他说，曹锟是军人，他要去海陆军部另行起诉，现在，他要求侦查起诉，严惩议长。
邵瑞彭的控告，在曹锟控制下的北京，犹如行为艺术，很快就不了了之。
隔着历史的幕布，看待这个案子，我今天的情绪和邵瑞彭当年的情绪，同中有异：相同的是，我和他一样愤怒于选举被钱财玩弄于股掌；不同的是，我从坏事中看到好的一面，比他多了点安慰。
所谓好的一面，就是选票得到了尊重。选举，在中国，自1905年地方咨议局选举起步，到曹锟贿选，怎么说都算是新生事物。短短十几个年头，选举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得到了表面的尊重，就像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不管老爷们私底下怎样男盗女娼，桌面上谁都不敢否认仁义道德的至高无上。见不得人的时候，曹锟可以费尽心机玩弄选举，光天化日之下，他还得打着依法选举的幌子，披上合法的外衣。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23年10月5日总统大选那天的情景中窥见一斑：
担心出席选举大会的议员凑不足法定人数，曹锟在北京实行戒严，限制议员的自由，将他们锁定在选举会场。上午，发现不足法定人数，曹锟派发“车马费”，只要有议员出席，不管投不投票，都发大洋5000块。下午，距离法定人数还缺二十来人，曹锟的选举班底干脆来硬的，强拉议员出席投票，仍然不够，索性冒名顶替。整个选举，就是一出凑人头的闹剧。不管你怎么嘲笑这出闹剧，你都不能否定议员、选票、依法选举在形式上得到了尊重。
这就是民国时代的政变者不能不遵守的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实质是宪政的规则，它改变了宫廷政变的历史规律。往前追溯十来年，清王朝和之前的历代王朝，登上权力巅峰的人，不是通过王位继承，就是通过造反换天。通过收买选票再来当总统，是皇帝退位之后的新的游戏规则。过去，有枪就是草头王，现在，有选票才是大总统。
看看邵瑞彭控告之后的民间反应，我们就会觉察到，这个新的游戏规则在溥仪皇帝下台之后短短十来年，已然深入人心。在曹锟势力范围之外的华东华南，声讨贿选总统的舆论铺天盖地，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将国会议员在他们当地的家给抄了，“双十节”那天，北京的总统就职大典锣鼓喧天，南方的一部分店铺白旗飘飘，不承认大总统的合法地位。
今天，我们依然不承认曹锟出任大总统的合法性，因为他破坏了公平选举的宪政规则，虽说规则在1923年的北京被他踩踏在脚下，赢得最终胜利的还是规则，否则，回望历史上的总统就职大典，我们为什么不是肃然起敬，而是哈哈一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