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动乱最甚的头两年里，广州有过两次武斗高潮。一次是1967年7月到9月，另一次是1968年的5月到7月。这两次武斗高潮血案频发，对立两派武装冲突升级到战争层面。羊城晚报2013年3月9日B10莫生所撰《省总工会大楼争夺战》有谈到“省总事件”和“供电公司事件”，但时间和一些细节还欠准确。

　　1967年到了7月，广州空气中火药味日益浓厚，旗、总两派摩擦不断加剧。首次大型武斗前奏发生在7月20日。那天，坐落在广州市西郊的华侨糖厂两派从张贴标语发生辩论，进而升级至暴力冲突。参与者包括厂内人员、周边农民和少数中学生。到21日下午，旗派被包围人员得到接应突围，事件结束，旗派死亡8人，其中一名是糖厂副厂长，30多人受伤。此事激起旗派愤慨，广发通知，召集各组织，于23日下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并抬尸游行示威。而此前，总派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广州总部”也拟定于23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两个聚集地相距甚近，而中山纪念堂又位于越秀山体育场进场需经之地，遂发生暴力冲突。总派学生（时称“主义兵”）有备而来，以纪念堂为依托截击游行队伍。冲突武器为匕首、木棍、砖块和少量步枪，较流行的是锯尖了的水喉管。伤亡人数有统计称50多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住院治疗，轻伤不计其数。

　　“七·二三”事件开始了广州“文革”第一个武斗高潮、治安失控的时期，随后街道联防、打“劳改犯”、省总争夺战等一连串血腥恐怖事件接连爆发。至9月2日太古仓事件和9月11日惨案，是这一时期的尾声。秋交会开幕前夕，广州派性武斗停息。

　　省总工会大楼事件的准确时间是1967年8月18日晚间。如莫文所说，省总大楼原为胡文虎物业，楼体坚实高峻，当时在那一带是很有优势的制高点。该楼为总派所占据，而周边均为旗派势力，双方摩擦不断。旗派部署要以强攻拔下这个对立派据点，于8月18日晚，在强火力掩护下发动猛攻。双方使用了包括重机枪等各种枪械。旗派一面从下往上一层层攻打，一面从旁边的二轻大楼搭竹梯通向省总大楼的窗户，横腰“飞兵突袭”。总派则依据楼内坚固的防守工事层层死守。此一细节莫文已有叙述。

　　“供电公司事件”是广州第二次武斗高潮的首件大型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2日，时称“五·二二事件”，而非莫文所记的1967年9月。四五月间是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这两年广州的特点是，凡到春秋交易会期间，都是社会最安稳宁静的时候。但两派矛盾仍在发展，交易会一结束，冲突即又爆发。事件始于供电公司内部两派相互张贴、覆盖、撕毁对方的大标语，冲突一爆发即已有人员伤亡。外面的旗派闻讯先来增援，有上百中学生和外面的人员进入大楼，并紧闭大门，把总派人员夹击于二三楼少数楼层。而总派也迅速调集千人包围了大楼。之后，双方继续调集力量，形成了两派相互多重包围纠结态势。供电公司当时设在泰康路华安楼。该楼建筑坚固，大门异常厚实，总派一时无法攻入。被围在楼内的少数总派有的被抓被杀，有的从三楼跳窗而逃。笔者当年还是泰康路小学学生，近在华安楼旁边。5月22日午后约1时许，三楼被围人员从窗口跳楼突围，有的摔伤了腿，还是逃出来了。顶层有对立派人员见状，取十数磅大铁锤瞄准。笔者当时站在马路对面原省侨办大楼外人行道上，亲见一人从窗口探身欲跃出，被高空砸下的铁锤准确击中头部，脑浆血浆喷溅一墙。这块血迹异常浓烈深刻，虽经刷洗，黯褐色的大块斑迹一直保留在华安楼二楼东侧窗台下，至80年代，该楼改作酒店后才被处理掉。

 

　　比较起其他一些城市，1967年秋对群众组织收缴武器还是有效的，至“五·二二”再爆发大规模武斗时，群众组织所用武器主要为刀棍，大威力武器极罕见。当夜，攻楼的总派在楼下纵火，也未能把华安楼大门烧开。至深夜，地方驻军接令，调动大批军力强行介入，中止了这场武斗。

　　“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于1968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续发布的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布告。随即，军宣队、工宣队奉命进驻学校，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所有群众组织被解散，广州武斗也迅速平息下来。

　　贯穿了两波武斗高潮的这段日子，广州经历的是战争的劫火，给城市和人心留下的记忆就如华安楼那块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