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秘密拍过"折子戏"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门口，每天都站着不少的群众演员，郑会文说，包括王宝强在内的不少名人都是从群众演员中脱颖而出的。
梁天一开始也是在北影厂门口当群众演员，后来在《二子开店》拍摄时，他扮演一个看服装的角色"麻秆儿",因为一个女孩跟二子闹矛盾，梁天也从这部影片才开始走红。
这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地处首都，北影厂还承担了不少的政治任务。当年有很多老戏，都是在北影秘密拍摄的，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领导人当时也缺乏可以看的戏，所以制片厂特意为这些领导拍摄了一些"折子戏",像《辕门斩子》、《斩黄袍》、《十八扯》等，而且都是由名角儿扮演。
李新回忆，因为在"文革"期间跟谢铁骊导演结下了深厚友谊，当年谢铁骊在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点名要他当副导演。
那时候影片的拍摄还在小关的旧厂进行，有一次，谢铁骊导演跟江青反映，觉得拍摄的时候受到了群众的干扰，听到这话，江青就回答，既然受干扰，那换个地方就是了。
于是除了摄制组外，全厂的其余人都搬到了现在"中央新影"的位置。
拍摄《山花》的时候，李新是副导演，导演是桑夫和崔嵬。当时是"文革"末期，政策和指示变动很快，这部影片从1973年开始一直拍到1976年，导演的人选也在不断变动，除了崔嵬、桑夫外，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也一度参加了创作。尽管影片反映的是"农业学大寨"的事情，有些场景还是在北影厂里搭景拍摄。谢芳一贯扮演的都是知识分子角色，在气质上跟电影中的"铁姑娘"形象相去甚远，结果，拍了一段时间后，有人提议用《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来代替她。
李新说，自己作为副导演，甚至已经联系了陶玉玲进组，后来当桑夫向他咨询意见时，他还是倾向于让谢芳继续演，"因为当时她也刚被平反，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影响她的情绪。"为此，只好劝陶玉玲回去，为了弥补对陶玉玲的歉疚，在去年拍片时，李新还请她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
发展中遭遇管理难题
当时在摄影棚中就出现不少笑话，1974年在拍摄《海霞》的时候，谢铁骊导演在摄影棚中搭景拍摄一条船，需要在桅杆上挂一张帆，但是各部门都互相推诿，不愿意做。船的制作归道具部门，但是他们认为挂帆这种事情不归他们管，推给置景部门，置景部门却认为"地下生根的才归我们管",结果两部门都不愿挂帆。
郑会文那时是摄制办主任，管的是置景、化装、服装、道具和美术设计。"那时还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所以很多部门都互相推诿。"
当时两边都很急，郑会文把两个部门的主任都叫来，"今天什么都不管，你们一起，每个部门调几个人，一块上，我也跟你们上。"
结果，不到两分钟，帆就挂好了。
从这开始，郑会文就向汪洋厂长提议，开始修改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相关制度。
曾拥有亚洲第一大棚
当时国内电影厂的摄影棚还不多，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棚号称"亚洲第一大棚",很多影片都在这里搭景。有些时候，为了赶拍摄进度，两部影片为了摄影棚而争吵的事情时有发生。
郑会文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拍摄合拍戏《苏禄国王和中国皇帝》和《末代皇帝》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末代皇帝》尽管是唯一一部获准进入故宫太和殿取景拍摄的电影，但是溥仪的书房和有些内景的镜头还是在摄影棚内拍摄的。当时摄影棚少，两部电影一起拍，棚不够用，双方争执不下。
当时郑会文正好被调到另一部影片中兼职美工师，不在现场，单位领导要他马上回来 "全权处理".凑巧的是，两部影片都有"高层"批示，《末代皇帝》有国务院的批示，肖郎导演的《苏禄国王和中国皇帝》是胡耀邦同志批的，夏衍同志也非常重视。
郑会文说，自己在了解情况后，决定把摄影棚"一劈两半",一半给《苏禄国王和中国皇帝》，一半给《末代皇帝》，两家赶着往前拍，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做出保证，如果耽误一天，罚一万美金。当时签字的时候，非常提心吊胆，结果最后平安无事。"后来《末代皇帝》的制片人马里奥来中国的时候，还非常感激。
汪洋厂长不怕挨批
郑会文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影市场不景气，政治要求严，在片子的类型把关上也很慎重，当初拍《武林志》的时候就挨了批评，厂里有好多人不同意，只有汪洋坚持一定要拍，"人家《少林寺》都能拍，我们为什么不能拍。"
导演张华勋一度不太想拍，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希望能够超过《少林寺》，后来经过反复论证，觉得在大场面上超过《少林寺》不太可能，还是应该在"情"字上做文章，以民族的感情来打动观众。
在此期间，郑会文和厂里的领导们去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做调研，转了一圈后，最后得出"一打二闹三侦探"的思路，认为这些影片在社会上最受欢迎，回来后开始尝试类型片的制作。《武林志》公映后，掀起了不小的观影热潮，随后，像《龙年警官》等影片的拍摄也提上日程。北影厂还是当年喜剧片的主要生产基地，拍摄了《斗鸡》、《三宝闹深圳》、《模特儿的风波》、《瞧这一家子》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