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没法突破这个矛盾？

　　戴锦华：我自己的选择是双向的：一边是我将自己的文化研究拓展到第三世界研究、全球社会运动研究和参与之中；另一边我以新的方式重回电影研究和电影学。新的《光影》系列年书的编篡就是后者的结果。一进一退，是为了保持文化研究的张力状态，拒绝学科化对其张力的消解。

　　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转型

　　记者：近年来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戴锦华：2000年之后十年间，主要是第三世界研究和考察。我跟着一些做社会科学的朋友，去了几十个亚非拉国家，不是飞往大城市留在大学的报告厅里，而是进入深山、丛林、乡村，见过不同的基层组织、民众团体、甚至游击队。我也去了许多中国的贫困山区、接触到特困人群。

　　为此，我编译了《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农村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研究的文章。最近不少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再做学术，我很"委屈"啊。这中间其实极为"学术",我曾渴望完成政治经济学转型，这之间读书、思考密度之大，甚至超过了我学术起步的时候。必须承认，这个转型并未真正完成，因为在深入了政治、经济学之后，我再度发现了它们自身的限定所在；真正的收获是，当我返回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学科，我发现类似的过程的确已深深地丰富并延展我思考的天际线。

　　记者：但是出版作品的比较少是为什么？

　　戴锦华：几个原因吧。一是这段时光的意义首先是个人的生命经验。改写一下鲁迅的说法吧，是为了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出版《蒙面骑士》，也只是为了一种分享：我自己定位是，最高诉求是分享不同的思想资源，最低诉求则是分享自己的惊喜：在今天的世界---除了比尔·盖茨式的成功，还有另类人生也很精彩，但价值大不同。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不喜欢将一切转换为学院资本或道德自恋。对种种社会实践的介入参与，是因为某种不能自已，是因为不做心不安，所以不以为必须转换为学术生产的形式。参与到农村妇女、新乡村建设的活动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志愿者---和所有志愿者一样，我理解、同情、认同，但我不以为自己多读了几本书，就有资格指点江山、哇啦哇啦。如果人们认识我，我愿意做任何事---给妇女小组讲电影或和支农大学生谈世界。如果没人认识我，那么我可以做杂事，很多杂事需要人做。很简单。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有新时髦，在人文类论文的结尾，说点N G O或社会运动，我不喜欢，不该将他们为改善自己生命的努力和抗争变为一种学术噱头。也想过写专着，但老实说，对我，类似题目不如其他选择更娴熟、更快乐。

　　记者：还有哪些"快乐"的书写作品？

　　戴锦华：的确有些惭愧，我电脑里至少有六部完成大半的书稿吧，都停在某个瓶颈状态上了：有的是既有理论的诱惑太强烈，找不到自己的突破点，有的的确是太率性了，兴趣转移，便弃置了。例子吗？其中一本，是重访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从"观视位置、方式"--- 简单地说是"看"、"看见"去谈30年间主体位置的困境与演变。当然是从拉康的"眼睛、欲望和主体"开始。进而把他们放入到更大的国际语境中去，从文化史与个体经验的双重参数中讨论电影与电影史。诸如第四代导演和苏联解冻时期的电影、他们和样板戏电影，当然也是"文革"历史的极为内在的关联；比如第五代与欧洲电影新浪潮、与社会主义制片体制、与他们插队落户的个人经验；或第六代与后冷战、国际电影节、城市与市场。我会讨论中国电影的"非看之看"与"无主句".再比如有十几万字的吸血鬼电影研究丢下了，曾很投入地做了两年。很多朋友问起，我的回答是：趁兴而来、尽兴而归。但只要假我以时日，我最终会交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