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主流看法有两种：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而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

　　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他的努力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宝贵的"真"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

　　梁漱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梁漱溟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撰写一生总结性的着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再看梁漱溟理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所有人都得承认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当然他自己一样也苦。

　　1988年，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需要休息。"除了等身的着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