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古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种说法儿原先主要针对战场上的武士而言，也算对老话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一种诠释。文人不是武士，历来鄙薄“铜臭”,羞于论赏谈钱，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这并没妨碍钱、文挂靠，早在战国时期，商人出身的秦相吕不韦纠集门客写了一本杂书《吕氏春秋》，洋洋20余万言，很是自鸣得意。为显示这本书的精粹，表明自己礼贤下士，他把原稿拿出展览（有说悬挂于城门），公开征求意见，开出的价码是“易一字赏千金”.当然这里的“金”不是真金，而是铜一类的钱币，但那奖赏也够高的了。不过，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尽管文卷浩若烟海，文人如群星灿烂，“字字珠玑”之作也不在少数，可那时估计还没有稿酬制，不似书画家可以卖字卖画，写文章原非“稻粱谋”,写出的东西大多还得自己掏钱印刷出版。所以查查古代作家的身世，非官即殷实富有之家，真正靠卖苦力吃饭的少之又少。即使像曹雪芹、蒲松龄那样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的文人，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起码还有朋友接济，能以粥度日，不致饿死。

　　文章有稿酬，大概是近代的事。但纯粹以写稿为生的其实并不多，多数作家都另有相对固定的职业，生计不是大问题。据说现在中国实打实的“专业作家”也就两百人左右，这些人也大都与各级作协签有合同，收入基本上也有保障。为了调动作家（包括业余写家）的积极性，提高作品的质量，多出精品，社会各方面可以说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各种评比、各色奖项、各类征文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一字千元”的“最小说”征集，大概创下有史以来的稿酬之最。最近又传出10万元全球征集《敦煌赋》的消息，也有如一石投水，说不定能激起各地名胜古迹“索记求赋”的千层浪。重赏之下能否有旷世佳作，现在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好在古人有范本，如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赤壁赋》，都是流传不衰的经典，文中的“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等，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之情怀，彰显了一种诗人的大气和空灵，成为千古绝唱。不知即将问世的《敦煌赋》能否有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