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江青与康生（资料图）

　　康生那变色龙的本领与生俱来，这从他的不断改名便可见一斑。康生本姓张，原名张旺。1914年，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时，他第一次改名张宗可。1917年，他第二次更名张裕先，并入读山东诸城教师讲习所。次年，他在诸城高等小学执教期间，第三次换名，叫张叔平。1924年夏，他离家抵达上海，就读于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第四次易名张耘。

　　康生先后参加了上海“二月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崭露头角，相继担任了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其间，他又化名赵容。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化之际，熟知中国历史并醉心于封建社会权术之道的他，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暗自寻找着下“注”的机遇。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瞄准这棵“大树”后，康生便开始苦下工夫。在1930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当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康生则坚定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就在这一刹那，李立三牢牢地记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成为中央官员，实现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重创王明。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获得了王明的原谅。

　　此后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康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另一方面，他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

　　江青成为了毛泽东夫人后，康生多次保江青过关。1938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给延安发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这封电报被康生扣下，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又帮助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

　　“文革”中康生与江青遥相呼应，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最终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