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四，蛐蛐儿；左六，瓜子）。

　　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很多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瓜子、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是在两天之后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一个多月后参加《浙江文艺》召开的笔会，我还把它背给了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小林也把它记录了下来。为此，后来追查“总理遗言”制造者时，李小林还受到了传讯。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很短的时间内，这份出自一个23岁小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 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传遍了整个中国，很快全世界130多家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开始24小时滚动式播放“总理遗言”.

受“总理遗言”案直接牵连入狱11人

　　几乎所有看到“总理遗言”的人都毫不犹豫地相信其真实性，因为“遗言”中的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许多人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还有那句“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无以言说的悲怆情绪和隐隐期盼，都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先将伪造的“总理遗言”传给身边好友这种极端幼稚的做法，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囊入网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然而，案情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整天用100支光的电灯泡照着蛐蛐儿的脑袋，有好几拨人轮流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终于，蛐蛐儿说出了那一帮“狗肉聚会”的哥们的名字。那次“狗肉聚会”被公安部定性为“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聚会”.很快，先是瓜子在上海被抓，接下来，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他们的部分家人悉数入狱，许多人的命运被从此改变。

　　蛐蛐儿和所有受“总理遗言”案牵连的11个当事人分别被关押在北京和浙江西天目山，粉碎“四人帮”以后，其他当事人都被放出来，并被先后平反，只有蛐蛐儿和我哥哥瓜子作为此案的核心案犯又被继续关押了大半年。因为公安部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蛐蛐儿的笔。

“总理遗言”的匕首意义

　　如今再去琢磨公安部门当时因何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我哥哥瓜子和李君旭出狱后最终因此案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我哥哥瓜子最后由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先后下文彻底平反，但蛐蛐儿最终拿到手里的却是《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红头文件上的标题对我哥哥是“平反决定”,对蛐蛐儿则是“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中虽然肯定了蛐蛐儿“是积极反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同时也指出“其做法是错误的”.“总理遗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起到的像一把投向四人帮匕首的作用，正式的文件中是不会提的，那样的社会意义只能留在老百姓心里。

　　我在拙着《重返1976》中对于蛐蛐儿、瓜子，包括其他当事人因此案身体受损曾经有过非常详细的描写。蛐蛐儿逝世后，《文学报》就此书对我做了一个专访，记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书里充满了种种玄机。比如，你书中提到的蛐蛐儿和瓜子之间的很多奇妙的重合，还有瓜子大病初愈，救他性命的沈医生却跳楼身亡。发生在生活中的这些玄机，总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慨叹。你对命运一说持何种见解？我当时的回答是：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走进知天命的年轮，大概可以对命运说点见解了。我从来都以为这个世界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为我们看不见或者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了。这种东西是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联的，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是一条长河，人是长河上漂荡的一只小船。长河流向哪里，天地间有着一定之规。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走向死亡，每一个生命的尽头都是一座寂寞的坟茔。

蛐蛐儿、瓜子后来的命运

　　蛐蛐儿和瓜子是前后脚发病的。瓜子先被查出得了肝炎，在家隔离休养了两个多月，觉得自己症状基本消失，差不多病愈时，他首先想到去看蛐蛐儿。那是在1989年夏天，夏时制实行的第一天。正是这一天，蛐蛐儿在家中突然发病，口吐鲜血躺在地上；正好去看他的瓜子见状赶紧背起人高马大的蛐蛐儿，将他送到医院抢救。自己得肝炎还在休养的瓜子背着200多斤的蛐蛐儿跑上跑下，抢救时他又一直守在门外，等蛐蛐儿做完开颅手术抢救回来时，瓜子只觉得两腿一软，虚脱了一般。低头一看，两腿肿得像透明的棒槌，做了生化全套，指标很吓人，结论更残酷：肝肾综合征。医生说，我哥哥瓜子得了肝炎，本身就像一张薄纸，一绷，破了。肝肾综合征，几乎可以说是不治绝症。

　　蛐蛐儿住的浙二医院和瓜子住的浙一医院中间隔了一条河，但却没有隔断彼此。两条逃脱牢狱的年轻生命又因为疾病再次纠缠在一起。瓜子这场病一生就是六年，其间生生死死，三次病危。瓜子很坚强，几次重大的、逆转性的冒险治疗全部自己做出决定，最终起死回生，至今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而蛐蛐儿手术后基本卧床，脑子清一阵，糊一阵，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