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

　　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某官上任仅半年，又是在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45万缗（一缗等于1000钱），这些钱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万间左右。

　　这笔钱是有“身份”的专款专用，并非来源不明，亦非挪用公款，更绝非滥收滥支。当时，类似的公款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范仲淹曾经评论过设置公使钱账户的理由，“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按照范先生的理解，公使钱主要用于招待来往的公务人员，向他们提供餐饮和住宿等方便，像什么差旅费、伙食费、洗衣费等都可以算在里面。反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公务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确保把公事办好。从范仲淹的说法看得出来，宋朝公务员的迎来送往也挺频繁，所以才会专门设置了公使钱账户。不过，有了经费，招待的品质肯定会大幅提高。

　　据《野客丛书》记载，当时有人评论说：“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

　　苏东坡那是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人，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他说：“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沈括也有类似感言，他说，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扬州是交通枢纽，以至于地方官整日里忙于接待事务，其实也没记住谁是谁，这就已经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了，所以“往往亦不暇尽举其职”,其他的工作根本没精力去干。

　　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12万缗。至于吃喝交通费更是不计其数。

　　回到文章开头，那13.5万间茅屋，即使一个农民住三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可那帮读书习字多年的文人、受朝廷培养教育多年的官员，竟然不顾民生，不顾百姓疾苦，随随便便就把国家的钱粮吃到了肚子里面，还美其名曰公使钱，似乎花得理直气壮。本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十几万间“经适房”,竟然被一口一口地吃光了，还只用了半年时间，搁谁见了都得愤怒，怪不得宋孝宗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