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恭读《总理遗嘱》成各种活动第一道程序

　　孙中山遗嘱的订立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件大事， 这从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待遗嘱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孙中山逝世后两个月， 即1925 年 5月24 日，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5 月25 日， 进一步接受孙中山遗嘱为训令。

　　1926 年1 月 4 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将接受孙中山遗嘱作为专门的一项议程。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议，在接受遗嘱案之下，添加“凡我党员，如有违背遗嘱或曲解遗嘱者，作叛党论罪”字样。虽然有代表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但在表决中还是以大多数代表同意获得了通过。在一定意义上， 孙中山遗嘱具有了约束党员的法律效力。

　　国民党专政期间，“恭读《总理遗嘱》”成为许多集会、会议与典礼开始时的制式程序之一。1926年6月1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就有一则关于《影戏院开幕前，须先映总理遗像遗嘱》的通告。

　　然而凡事总有特例。中国着名的哲学家张东荪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参考文献

　　《中山全书》、《孙中山遗嘱产生经过》、《<总理遗嘱> 签字纪实》、《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 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八十述略》、《双清文集》、《对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总理事略》、《中山先生遗嘱的起草经过》、《中山先生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