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于1923年出生于大连，其父恭亲王溥伟虽是清朝遗老，但思想比较开明，从不反对学习西洋知识，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打下国学的基础，因为溥伟始终坚信“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溥伟曾经从北京请了一位老夫子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书，然后念《四书》。教学的方法就是“死背硬记”,完全没有讲解，此外就是每日苦练大楷和小楷字。溥伟过世后，由于家中断了生活来源，本文作者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无法生活，听说溥仪在伪满洲国宫廷内开设私塾，专门招收宗室子弟，并包食宿，于是就将其送到溥仪的私塾读书。
1937年春天我到长春时，发现私塾里已经有五位学长：班长溥俭、溥英、毓嵣（本名毓岭，因为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名字叫谭玉龄，为了避讳，改叫毓嵣）、毓岩和毓慈。算上原先送走的几个学生，我应该是私塾第三期学生了。后来发现，五位学长之所以来私塾读书，基本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虽然五位学长比我早入学，但私塾里并无学年之分，新来的学生不用考试，也不问文化底子，也没有规定何时算毕业。
我进私塾时，课程倒是比较正规，共开设了好几门课程，有国学，也有数理化、外语课，历史课主要讲清史，各门课都有专门的老师任教。我初到长春时，虽然具备了一些国学底子，但跟几位学长一起上课还是跟不上，于是溥仪就给我办了一个“一人班”,让我在学生班长住的小屋单独跟着三四位老师补习。
记得补习语文的老师是由伪宫内府请来的一位老学究，姓何名寿芬，福建人。何老师和别人说话时很亲切，脸凑得很近，以至于我很害怕他讲到高兴处会把口水溅到我脸上，总是把课本举得高高的。给我上课当然要用普通话（“官话”）讲，但何老师的口音很重，我曾问学长们老师说“盹儿不盹儿”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并没有上课打盹儿。学长们告诉我：老师是在问你“懂不懂”.除了补讲古典外，何老师还教我对“对子”,做“诗钟”（即自拟对联，或咏一事物，或咏两不相干的事物，但要求对仗必须工整），这倒是给我以后做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给我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能的人，且精于书、画，西洋的水彩、油彩画也很精通。我补课用的课本，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全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记得汪老师独身一人住在一家旅馆里，20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籍和理化试验用的教具。别的老师曾说，汪老师屋子里放着“一万件东西”.
历史课不分年级，跟着学长们上就行了。老师姓费名志宗，号地山，留着八字胡，因为和我们有亲戚的关系，我应该叫舅爷爷，溥字辈的学长叫舅舅，结果在课堂上按辈分叫，每次弄得很热闹。后来溥仪听说了，让我们一律叫老师。费老师有个嗜好---闻鼻烟，一次吸到鼻孔里足有指甲盖大一堆。我看到他的鼻孔熏得发黄，胡须也被染黄了。费老师的历史课讲得非常生动和客观，大家都爱听。他讲到乾隆帝时，竟然说由于和珅贪污，“聚敛了半个天下的财富，国家的元气大伤，清朝从乾隆以后就一天天衰败下去了”,而这都是乾隆帝纵容的结果。后来，他的直言不讳传到溥仪那里，有人指出：费老师讲课竟敢连老祖宗乾隆皇帝都批判，那对陛下您是否也会有不敬之词呢？结果费老师的历史课讲不下去，只有辞职。于是历史课也就停了。
等我补课结束（没有考试），正式进入私塾和学长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发现教语文的老师是久仰大名的陈曾寿先生。溥仪在天津时，陈老师是他的顾问，也是皇后婉容的师傅。陈老师年岁大身体不太好，那时长春的冬季冷到零下30多度，他就到北京过冬，天暖和了再回长春。我们一年下来实际就上半年课。论起来陈老师和我也有亲戚关系，毓岩的亲姐姐是陈老师的儿媳妇，我应该叫陈老师为“亲家爹”.记得陈老师上课非常传统，教《春秋左传》时特别给我们准备了木版线装的新书。老师用朱砂笔一边点着句号，一边读给我们听，做一些讲解。一次就讲了好多页，陈老师不主张死记硬背，他说，你们都成年了，没必要像小学生那样背书，挑自己喜欢的内容多读一读就可以。在让我们作文、作诗时，陈老师不给出题，让我们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然后给老师批改就行了。
日语课是“必修之课”,当然是从字母开始。老师是日本人，叫岸名幸基，是伪满皇宫内府掌礼处的礼官。一周有两堂课，因为不考试，下课基本上不复习，加上溥仪平时禁止我们交朋友，更不会给我们找个日本人经常练练日语口语了。1944年，岸名老师“很有先见之明地”辞职回日本去了，日语课也就停了。除了学日语外，溥仪还为我们开了英语课。请的老师叫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郑广元的舅舅，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在伪满的“满映”（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宣传课长。我们读的课本名叫《NewCrown》，但太平洋战争打起来后，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英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还有体育课，主要是学马术。在马厩旁边修有马场，我们每周一、三、五有马术课，每天必须骑马跑一两个小时。教我们马术的是位蒙古族老师。我是后去的，马术这一课也得补上，学的时候从马上摔下过好几次，但不久也就学会了。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以后，汽油供应非常紧张，伪宫内府也不例外，以前每天接送大官儿上下班要用汽车，就把汽车改为马车，马厩里的马除了两匹御用马，都被用来拉车，我们的马术课也就结束了。另外有一位负责管理私塾的人，叫佟济煦，一个星期带我们练习一次射箭。因为他是伪宫内府警卫处处长的缘故，我们不叫他老师，只叫他“老处长”.“老处长”还保存着一把他年轻时用的弓，要用75斤的拉力去拉才能拉开，我们谁也拉不开。“老处长”就让我们用竹板弓，就是用竹子做的，但也很规范。不久日本人要给溥仪盖“假宫殿”,就是同德殿，把我们射箭的地方给圈起来，结果射箭一共练了不到半年就停了。
我们的课程里最特殊的，当属溥仪亲自上的“思想课”了。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他说，对他就得要无限忠诚，绝对不许可说假话。记得伪满成立之初，日本人要成立个“协和党”,溥仪听了“党”字，不顾傀儡皇帝的身份，坚决反对，结果竟让日本人把“协和党”改成了“协和会”.
溥仪生性多疑，以致伪满皇宫里也有人说他是“属曹操的”.溥仪本来是把我们几个学生当作心腹来培养的，但又时刻怀疑我们思想有问题。溥仪给我们教授《御制朋党论》后，他告诫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互相督促”,对他人的言行感到不对时要随时向他反映。我们几个学生本都年纪小，又有亲戚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学完了课程后，个个都不再和其他人多说一句话，生怕被别人打小报告，且时刻得向他做思想汇报。
后来，私塾的老师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剩下教理化的关老师和另一位教数学的老师，两位老师都是长春市中学里的教师。但二位老师每每按时前来授课时，我们这帮学生则告诉老师说今天不上课了，“放了老师的假”.随着战事越来越吃紧，这个私塾也就名实俱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