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明末来华，他到过海南岛，对海南植物有过描述。
海南植物采集历史
海南岛的植物研究，最早大约400年前为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关注。
大约300年前，欧洲人开始来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
大约100年前，国人才开始介入植物的采集和独立研究。
从采集到研究再到命名，这是一个既艰辛又快乐的过程。
“海南植物的采集、研究历史非常悠久。”中科院华南植物园首席研究员邢福武说，海南作为一个位于热带北缘的海岛省份，分布着广袤的热带雨林，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海南的植物采集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明末清初，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植物学家在海南的平原、山地、草地、雨林中孜孜以求。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去追溯一代代植物采集家在海南诸岛上的足迹吧。
明末：外国人开始关注海南植物
“近代植物分类学在欧洲兴起之时，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便已引起早期欧洲学者注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印政说，欧洲人在中国的专业性植物采集开始于17世纪中叶。海南岛的植物采集史也是发端于这个时期。
着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于明朝即将覆灭的前夜1643年来到中国，并于1661年死于杭州。他写的《Atlas Sinensis》（《中国图记》）一书中体现了中国历来图文并茂的优点，在具体内容上则突破了中国地理志书有关记载范围的限制，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一些植物的描述。由于他曾到过海南，以及华南、华东、西南等地，对各地植物均有提及。
王印政告诉记者，卫匡国等人在中国包括海南的早期活动尽管没有采集植物标本，但记录了大量欧洲所没有记载的植物种类。这些信息对早期以描述植物种类为主的欧洲植物分类学家非常有吸引力，也为专业性植物采集的开始提供了有益的社会与地理条件。
18世纪中叶，欧洲人开始到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
瑞典航海家艾克博格1743-1771年间8次来华，在广州、海南、澳门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并送给植物分类学鼻祖林奈一棵活茶树。稍晚，Bjorkegren在海南采集到卵叶耳草，后人在这个标本所附的标签上，发现了此标本是由Bjorkegren从海南带来，具体时期不明。
此后，分类学家Fagraeus在1788年之前，来到海南，采集到一种杜楝属的植物。瑞典人A.Dahl在1790年之前在海南采到光叶巴豆、矮紫金牛，并送林奈的学生Martin Vahl,用于描述新种。
邢福武则认为，最早在海南进行植物标本采集的外国人为Dahl.他在1800年甚至更早就开始在海南采集标本。Vahl在一些植物学文献中引用了不少Dahl所采的标本，但后人并没有在海南再次发现这些文献中记录的种类。“Dahl在海南最早的植物标本采集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他说。
鸦片战争后：外国学者蜂拥而至
王印政称，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人在中国的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尤以包括海南在内的华南、西南和西北为多。直到辛亥革命前，我国专门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的本国学者寥若晨星，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采集活动仅限于外国人。
“在1860年代以前，海南岛的植物很少被采集。”邢福武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随着中国众多港口和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外国人对中国植物的采集研究日益增多。当中有些是植物采集家，有些是来华的外交官、海关官员、传教士、医生、航海家。他们在中国包括海南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并通过各种方式如搜集苗木、种子等引种中国的植物到欧美等国家的标本馆和植物园。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驻港领事H.F.Hance（汉斯），这位英国外交官、植物分类学家于1866年到过海南水东港（音）等地。他的一生几乎在香港、黄埔以及厦门度过，从事外交和植物标本采集与研究。由于职业和爱好的原因，他交游广阔，很多到海南采集植物的人都成为他的好朋友，并向他提供来自海南的植物。在他突然去世时，他保存在香港的植物标本已达22437号，其中包括很多他自己和其他植物采集家在海南采集的标本。这让他在世界上已享有名望，整个标本馆的标本移送给大英博物馆。
汉斯曾和英国人T.Sampson（辛普森）1866年到海口、琼山附近采集植物，发现了一批新植物，包括槌果藤、红鳞蒲桃、海南茄等。辛普森曾两次到过海南以及福建、广东等地，共采集植物标本至少1800种（包括其他地方的），多由汉斯进行研究。这从被命名的植物可以看出，很多在海南有分布的植物标本都是同时打上他们两人的“烙印”.例如，元宝草的学名为Hypericum sampsonii Hance,其中sampsonii意思是辛普森氏，而Hance意味着是汉斯命名的。
第二年，法国传教士J.M.Dalavay到广东、海南采集标本，所采的标本存放于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随后，长期在中国居住的英国外交官R.Swinhoe（史温侯）于1868年调查海南商业贸易时，曾在全岛范围内采集动植物标本。他虽然主要从事动物研究，但对采集植物标本很感兴趣，他所采的植物标本分别转送给汉斯和英国邱园的植物分类学家研究，其中有不少新种和新记录植物，新种有猫尾树等。后来，辛普森又于1870年再次到海南，主要在海口附近进行采集。他在海南及华南其它地区采集了1800多种植物，其中的新种多数由Hance研究后发表，高良姜等植物是他在海南所采集的新植物。
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众多外国人来过海南，仅英国外交官就有布尔罗克、汉库克、普莱法尔、亨利等多位，他们于1868年到1995年期间，先后在海南采集过植物标本。其中一些人采集的数量还颇为可观。例如，英国外交官亨利1889年在海南采集到标本750号。而神职人员也不少，包括来自英、美、德、法等国的传教士，一面传教，一面在海南岛采集植物。例如，美国传教士亨利就于1882年到海南，采集了200多号标本。而上述人的标本，很多都交给了汉斯来进行研究、命名。
“我们仍然可以从保存在国外许多标本馆里的腊叶标本种，找到采自我国的许多标本记录。”邢福武说，俄国驻华使馆医师E.Bretschneider于1898年发表的《西人在华植物发现史》中，记述了Hance、Sampson、Fagg、Dalavay、Swinhoe、Bullock、Stuhlman、Hancock、B.C.Henry和A.Henry等10位欧洲植物学家在海南的采集经历；王文采教授于196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植物采集简史》中增加记述了Playfair、Fenzel、McClure等外国植物学家在海南采集与研究的历史。
大量的植物标本从中国采集后存放到外国的标本馆。经鉴定研究后，大量的新种被发表。这些新种的模式标本存放在外国的标本馆，妨碍了我国植物分类学家研究本国的植物。而来自中国的野生植物通过选育后，被广泛应用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园林中，有些植物甚至成为该国的花卉支柱产业。
“对于活体植物，究竟有多少外国人来华采集过？采集了哪些植物通过何种方式运往了欧美哪些国家？现已无从查证。”邢福武无奈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