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这篇《故都的秋》现在已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出自现代作家郁达夫先生的散文集《闲书》。

    《闲书》于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内收散文作品40篇，很多是关于山水自然的游记，既有《杭州的八月》、《玉皇山》、《记风雨茅庐》、《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这类记事写景的文字，又有《说沉默》、《说姓氏》、《谈结婚》、《杂谈七月》、《屠格涅夫的临终》、《查尔的百年诞辰》一类的随笔，还有些文艺评论；另有5种日记：《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闽游日记》、《浓春日记》。

《闲书》是“闲空不过”时写的

    《闲书》是郁达夫上世纪30年代散文的代表作。郁达夫是著名的小说家，同时也是长于散文的作者。这本散文随笔，记事真切，写景生动，而杂谈式文字，尤为出色。他读书多，见闻广，在杂谈之中，表现了作者的智慧。他散文随笔直抒胸臆，他的不平，他的愤懑，都能于侃侃而谈中表露出来，形成他散文的个人特色。在《闲书》中，这个特点相当突出。作者称它为“闲书”,认为是闲空不过时写的，就都带着郁达夫式的嘲讽吧！

    上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将“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这一对联，悬于屋内，写《闲书》时，正表露了这种心情。虽然作者将书名题作《闲书》，但反映的并非作者的闲情逸致，在现代散文史上，《闲书》是作者的一部代表作品，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闲书》出版前，郁达夫在1936年4月末写了一篇《自序》，说收集起来的是“短长杂稿”,“都是闲空不过，才拿起笔来写出的”;又说：“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作是消闲的动作，故而对于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统叫作闲书，说它们是无关大体，得遣闲时；我以为这一个称呼，实在是最简洁适当也没有的了，所以就拿来做了我的书名。”

“风月闲人”那一腔深切的关怀

    对于以游记为主的结构，他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中有所说明：“对于利欲熏心的人，我以为对症的良药，就只有一服山水自然的清凉散”,“因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我想中国贪官污吏的辈出，以及一切政治施设都弄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许是在于为政者的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所致。”

    诚如作者《自序》结尾所说：“但被天强派作闲人之后，他的寂寞与凄凉，也并不是可以借了一句两句的话来说出的。”故而本书处处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愤世嫉俗之慨、内心悲凉之感。如《梅雨日记》记载因农民的困苦而产生的忧虑，发出由衷的同情与叹息：“农村覆灭，国脉也断了，敌国外患，还不算在内，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寂寞的春朝》写道：“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

    虽说书中有一筹莫展之慨，但也清醒地告诫青年，不能贪读孤高傲世作品，当切实面对现实人生。作品体式与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文字洒脱而富于情致意趣，可读性较强。寂寞与凄凉，也并不是可以借了一句两句的话来说出的，或许，以他极强的个性与固执的偏好，竟是希望从这无边无尽的“寂寞”与“凄凉”中咀嚼出人生的真实况味的。

    如今，吟诵着这些名篇长大的孩子，不知能否服下这剂“清凉散”,真正读懂“风月闲人”郁达夫先生心中那一腔深切的关怀？

郁达夫简历

    郁达夫（1896-1945年），浙江富阳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发起组织创造社，并出版短篇小说集《沉沦》，震惊国内文坛。1922年回国后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杂志当编辑。

    1925年他到武昌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回上海编辑《洪水》和《创造月刊》等刊物。这时期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散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并脱离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2月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4月，在白色恐怖下举家移居杭州，思想趋于消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振作起来，投入救亡事业，奔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底，他客居南洋，在新加坡编辑报刊，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42年流亡到印度尼西亚。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