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到白云山散步，因为大路上人多，我们走进“苏家山胜迹”的小道。尽头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广州市文化局立的石碑说埋葬的是苏轼的孙子，其实有误。
两块墓碑不同
“苏家山”里，各类碑刻不少。墓主人苏绍箕墓志铭有两块，碑文内容出入颇大。
其中古旧残碑写道：墓主是“南雄沙水镇珠玑巷人。公之先世系无考。公生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五月一五日，哲宗元佑元年……历徽宗宣和间，八迁而至殿中监”.
此人生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在徽宗朝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升至“殿中监”.不见他的姓名及与苏轼父子关系的文字。据传这是明代的墓碑。
另一块墓碑为今人所撰，2003年刻石，名为《宋太尉苏公墓志铭》：“公讳箕，又名绍箕，字嗣良，号晴川，北宋大文豪、四川眉山苏东坡之孙也。宋元佑三年（1088年）生于京师，父苏迨、母欧阳修之孙女十四娘。欧阳氏生箕、筌、筹后，于元佑八年（1093年）去世。嗣后朝廷政局阴恶，祖轼连贬三次，最后贬至惠州。为避风云不测而遭灭族，加之箕、筌、筹乃欧阳修之曾外孙，乃嘱安置于岭外南雄珠玑巷隐养。”
据此，墓主出生于元佑三年，比古碑主人晚生18年。碑文明确说苏绍箕是苏东坡之孙、苏迨之子，与苏筌、苏筹同父同母。
不知这样两块碑怎么能够一左一右立在一起。墓前还有水果之类供品，难道烧香的人没想到他们在给两个不同的人磕头？
墓主人不是苏迨之子
苏迨是苏轼第二子。苏绍箕如果确系苏迨的儿子，从出生年份看，新刻石碑的记述比较靠谱。根据苏轼本人的记载，苏迨生于熙宁三年，如果古碑的墓主是他儿子，那么就是父子同年出生。元佑三年苏迨18岁，是个可以有儿子的年龄。两年前苏轼曾为他向欧阳修夫人修书提亲，不久他们成了亲家。苏箕于元佑三年出生，确有可能。但苏轼孙辈出生年份极少见诸宋代史籍，碑文撰写者何从得知苏箕的生年？
一般来说，时代越接近，记载越可靠。苏轼及儿子、孙子、曾孙都生活在宋朝，则宋人的相关记载比较准确。如果后代文献与宋朝文献记载相左，应以宋朝文献为据。苏箕生年不见于宋朝史籍。从宋朝史籍看，苏箕、苏筌、苏筹都不是苏迨之子。
韩元吉生于徽宗末年，与苏轼的孙子和曾孙生活时期相近。他在苏轼曾孙苏岘墓志铭中明确指出：“文忠仲嗣无后”.文忠是宋孝宗赠给苏轼的谥号，仲是苏轼的次子苏迨。这句话的意思是苏轼次子没有后代。其实苏迨原先有个儿子，名苏篑，但早年去世，没有后代。苏岘是苏过的孙子，生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他被过继到苏迨一房，延续香火。同时代人所作墓志铭，是记录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韩元吉写的墓志是关于苏迨后人情况最可靠的历史记录。
墓主人与苏轼没有亲缘关系
苏绍箕不是苏迨之子，是不是苏轼的其他亲属？
白云山上的古代残碑记载：徽宗宣和（1119年-1125年）以前，苏绍箕曾“八迁而至殿中监”.苏绍箕迅速升迁的好日子，与苏轼及其亲属最倒霉的时期基本重合。
殿中监是朝廷中地位很高的官员，从三品，属于文散官中的中大夫。北宋神宗时期出任副宰相的蒲宗孟、王安礼，也就得到这么个官阶。
苏轼才高名重、目光锐利、口无遮拦，惹恼过不少朝廷重臣。北宋中期以后，政治环境显着恶化，恨之者极力造谣诋毁，苏轼因而屡遭顿挫，几个儿子的仕途都不顺畅，全无出任高官的机会。
长子苏迈颇有才干，苏轼曾赞赏他“作吏颇有父风”.但苏轼遭到贬降的绍圣元年（1094年），正担任知县的苏迈也被免去官职。直到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苏迈依然只是一名州县官。次子苏迨和幼子苏过官职也低。父亲去世时，两人都是承务郎，这是宋朝官阶的最低一级。不仅儿子受到株连，就连苏轼得意门生秦观、黄庭坚等，也都未能幸免。
苏绍箕官运亨通，说明他与苏轼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其次，苏轼族系的取名风格和苏绍箕及儿子完全不同。眉山苏氏，自苏洵开始，其下四代都是单字名，而且同胞兄弟的名字采用相同的偏旁部首，严整有序。苏洵兄弟名字全是三点水：苏澹、苏涣、苏洵；苏轼兄弟名字全是车字旁：苏轼、苏辙；苏轼的儿辈名字全是走之底：苏迈、苏迨、苏过；孙辈全是竹字头：苏簟、苏符、苏箕、苏龠、苏筌、苏筹；曾孙辈全是山字旁：苏峤、苏岘。苏岘的儿子名字全用木字旁。苏绍箕儿子名叫苏世矩、苏世度，两代皆双字名，与眉山苏氏取名风格毫无共同之处。
苏轼不必“隐养”孙儿
白云山上今人新刻的墓碑说：“为避风云不测而遭灭族，加之箕、筌、筹乃欧阳修之曾外孙，临行前乃嘱安置于岭外南雄珠玑巷隐养。”
从上下文看，“临行前”应该指的是苏轼南下之前，即绍圣元年苏轼人在定州（今河北保定）时。
元佑八年（1093年），垂帘听政八年的宣仁太后去世，仇视元佑政策的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绍圣元年四月间，朝廷发出贬降苏轼的第一道命令：“落两职追一官”,出任英州知州。苏轼作为“元佑党人”的一员大将，第一个贬官流放岭南。苏轼接到命令，很快就带领全家人前去广南东路（今广东）的英州。从一路军政长官降为岭南小州知州，落差很大。但客观地说，形势虽然不妙，但未至风声鹤唳、大祸临头。他本人的心情也不太沉重。
六月初，朝廷又下达一道贬谪令：“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州。”这是更严厉的处罚，他成了有官无职的岭南流放者。此时苏轼一行已到安徽当涂县，坎坷前路，清晰可见。他本想只身前往贬所，但拗不过家人，便安排苏迨等前往阳羡（今浙江常州宜兴），自己则同幼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个佣人继续南行。
苏轼疼爱子孙，不愿拖累他们，流放岭南如此，十多年前流放黄州也是如此。前往黄州贬所，他只带着大儿子苏迈。他不会忍心让小孙儿离开父母家人，孤零零地寄居陌生荒远之地。
“临行前”如果指的是苏轼北上之前，那就更不对。
第一，这是打击元佑党人的哲宗去世，新皇帝登基，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流放岭南的元佑党人陆续北还，境况向好，苏轼没有理由把孙儿留在岭南瘴疠之乡。徽宗亲政以后，元佑党人再受打击，苏轼又首当其冲。这是后事，并且他已病亡。
第二，苏轼北上时，心情比较轻松，有诗为证：“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乐观主义者的宣言书。他的一首自赞这样写道：
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
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寥寥二十余字，他的乐观、幽默、可爱，淋漓尽致。林语堂说得好：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为避风云不测而遭灭族”,故而藏匿子孙之说，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也表明作者不了解宋代历史。
第三，宋朝建国不久，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温和稳定的政治制度。“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个制度包括善待大臣和台谏官并借以平衡宰相权力等。大臣犯罪或有过，多是贬官去职，一般不以杀戮作为最终惩罚，也极少放逐岭南。宋朝由此聚拢和成就了大批拥有忠诚、智慧、勇敢等高贵品德的官员。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名垂青史的政治文化巨匠，在北宋中期群体问世，绝非偶然。
绍圣元年前十多年，苏轼曾因着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的家人及后代也未受到任何死亡威胁。事实上，即使在北宋最黑暗的哲宗朝和徽宗朝，当局对获罪官员也从未下过“灭族”一类的毒手。将得罪大臣流放岭南是最毒辣的一招，借刀杀人，但当局没有迫令他们举族而行。
当时中原和江南士人都惧怕岭南。苏轼谪居岭南许多年，熟知岭南烟瘴疠疫之可畏，即使真的要将子孙藏匿起来，也绝不会选择位于岭南的南雄。
很显然，苏绍箕不是苏迨的儿子，也不是苏轼的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