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的大学，分国立（如北大、清华）、教会（如燕京、圣约翰）、私立（如南开）、民办（如中国大学）四种。囿于篇幅，此文只约略谈谈前面两种。
若论国立大学的代表，厚德载物的清华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始建于1911年，初名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而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制为国立大学。有人评价云：“30年代初的清华园，是《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
而谈到教会大学，此处先不提赫赫有名的燕京、圣约翰，仅以远在东南一隅的福建基督教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1915年成立，1951年停办）为例发掘吉光片羽。有过来人回忆说：“它坐落在闽江的入海处，十几幢宫殿式校舍，耸立在树木苍翠的山坡上，绿瓦红墙，檐牙高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校舍的周围，点缀着几十幢或红或黄的小洋房，若隐若现于丛绿叠翠之间。”
清华与协和，一国立，一教会，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都建于历史上有名的古城中，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又输入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明的深厚渊源，一方面则是外国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两个方面既相抵触，又相糅合，显示出独特的精神内涵。
归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当年的清华对国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洋学问的推崇。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学校建设的深入，这种由特殊国情造就的特殊教育方式在日渐式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冶，殊途同归”,1928年，从隶属外交部转为隶属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后，由清华人自己填词谱曲的新校歌渐渐代替了建校伊始美国人写的校歌，传遍美丽的校园。而在南方的福建基督教协和大学，西方文化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至抗战爆发前的中国，对民国的高校师生而言，是一段相对平静、适合埋头做学问的黄金时期。那时，军阀混战已基本告一段落，国家经济开始取得持续性的发展。杨振宁先生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相当混乱，但清华园却是’世外桃源‘,我们的确过了八年幸福而又安定的生活。”
着名作家曹禺的夫人，清华大学法律系1933年级校友郑秀这样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秋季开学后，女同学可以自选同屋，分住二、三层楼，两人一室。因人数较少，个别同学可独居一室。我有幸分得二楼对楼梯口较小的一间。累了，远望窗前的绿树春花或冬日的松柏。渴了，就到走廊边小磁喷池前，喝几口清凉的泉水，顿时心旷神怡，精神焕发。洗衣室的一角设有木架，存放同学们换下要洗的衣物布袋，留待洗衣局工友定时取去洗，并送来洗净熨平的衣服。临大门口东面的走廊贴墙边处，安置一排木框镶玻璃的多格式信箱，按学号插放各人信件。传达室的电话随时可用。静斋的生活无疑是十分方便的。”
作家宗璞则在小说里细致地描写了“七七事变”前清华的教授生活：“清晨，随着夏日的朝阳最先来到的，是送冰人。冰块取自冬天的河湖，在冰窖里贮存到夏，再一块块送到用户家中。冰车是驴拉的，用油布和棉被捂得严严实实，可还从缝里直冒水气，小驴就这么腾云驾雾似的走了一家又一家。送冰人用铁夹子和草绳把冰从车上搬到室外，最后抱到冰箱里。接踵而来的是送牛奶的。再往下是一家名叫如意馆菜店的伙计。”
着名语言学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力先生更在大后方写过这样的回忆文字：“冬天的煤，夏天的冰，逛琉璃厂看中的书，菜、米，各色花儿，日日都有人送上门来。”
这一幅幅清华的校园图画，都是与当时北平一般宅门人家没什么两样，甚至在精神内涵上更加丰富多彩的美好画卷。
而在遥远的东南沿海，在30年代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们的生活又如何呢？作家风帆的回忆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地位卓越的美国副校长一家住的是一座玲珑别致的绿色小洋房，教务长是中国人，但整套家具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大型钢琴、席梦思床以及大小沙发椅之类是从上海转运送上山来的。另一位中国教授一家，夫妻二人都是留学生，家中有两个小孩子，满口流利的英语，甚至他们一家平时都不讲中国话……
就连学生也过着一种趋于西化的“神仙”生活，无论他们先进的学制还是日常起居都丝毫不比今日的大学生逊色，这种优势很大程度取决于学生人数的严格限制：“大学设数、理、化、生物、中文等八个系。被它承认的学校的学生，只要经过中，英，数三学科考试和智力测验，来校后可以任意选择一个专业。”
协和大学的女生宿舍是一座中国宫殿式的屋子，正屋大门上装的是彩色而不透明的刻花玻璃，进门走道上是厚厚的地毯，直铺到左右两端。女生主任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子，她实际上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标本，是女生学习的榜样。她现身说法，勉励她们，要她们将来到她曾经去过的那些国家留学，争取个硕士、博士之类的学衔。
教学楼底层的南北两排房间，都标上专用名称，如会议室，阅览室，自修室，图书室，钢琴室，乐器室，娱乐室等等，是供学生随意使用和娱乐的场所。西首的餐厅是一个大房间，用镂花隔扇和丝绒帘幕隔成三小间，白色窗纱，白色台布，每个窗台和餐桌边都陈列着彩色陶瓷花盆，种着鲜丽的花卉。南面有一架大钢琴，琴台上罩着抽花纱巾，上面的一只花瓶中插着一大捧鲜花。三餐吃饭前都要奏琴，唱赞美诗，然后祈祷。右边有一只大玻璃橱，放着各种玻璃杯和彩色陶瓷器皿，供学生任意取用。
学校食堂准时开饭，六个人一桌，每餐五菜一汤，如果菜不合胃口，可以在牌子上写下意见，也可以自由点菜或添菜。其实三荤二素一汤是常例，早餐还可以随意添煎蛋或皮蛋、肉松、油汆花生之类。
“东首是一间大会客厅。推门进去，只觉光辉灿烂，目不暇接：地下是深红色刺花地毯，窗上是双层窗帘，外层白色轻纱，内层红色丝绒，三面都是半落地玻璃长窗，窗台上摆设着不同形状的细瓷花盆，栽植着各种名花，墙壁上悬挂着西洋油画。天花板上垂悬着五盏琉璃花灯，射出五彩缤纷的光线。大厅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雕花红木桌，铺着精美的台布，上有古董摆设。
此外，因势设置各种成套的沙发椅，有皮革的，有丝绒的，有织锦的，每张沙发椅上放着不同形状、不同质料的鸭绒靠枕。沙发椅前矮横几上的花瓶和花盘里，插着百态千姿的花卉，横几上还零星点缀着有趣的玩具。沙发椅边有各种立地灯，垂着各色的纱灯伞，沙发椅纵横陈设，使坐在这边谈话的人，望不见那边坐着的人，供女同学接待各自的客人，只要谈笑声量不太大，可以互不相扰。”
如此种种，真是神仙也住得了！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精英教育模式，何况在八十年前。
三
一所大学的面貌，离不开时代的囿域和环境的熏陶。协和大学这种彻头彻尾全部“洋化”的生活，其现代化与舒适程度，让今天的读者也为之称奇，更难以置信它竟出现于近百年前的东南一隅。其实，细细对比以上两种回忆的细节，可以发现，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与教会高校师生，尤其是教授这一阶层的生活，虽然都是相当优裕的，但北方与南方，国立与教会又有很大差异。北平的清华园没有福建协和大学那种贵族式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充斥奢靡的气息。这和北平作为文化名城的特点息息相关。而协和大学那种仿佛在好莱坞影片中才会出现的王子公主式生活，与福州这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地理位置与独特历史又密不可分。这里经济高度繁荣，居民五方杂处，文化交融，汇纳百川，开放性较强，自由度较高，所以上述现象的出现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教会学校作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精神入侵的产物，势必将西方文明的精华与糟粕同时带给中国学生。在几乎已经达到理想境界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是东方传统哲学文化与西方人文精神在相互会合基础上的相互斗争。再者，在这里就读的子弟，不同于公立与民办大学多样化的学生来源，绝大部分都是名门之后、富家子弟，高昂的住宿费用较他们的家境而言只是小菜一碟。
更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在那个时代，读教会大学，就是进入了西方文明的话语场。在英美，大学的意义是提供一个最好的场所，让青年男女在这种环境里尽情地享受生活，广泛地开展社交，使一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与显现。英语里的“毕业”（Commencement），其意义就是“学习的开始”.这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里学堂的含义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协和大学，图书馆既是学生最主要的课外活动场所，还充当了主要的社交场所。从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也是与国立大学有本质差异的。
过去的大学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日我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它们的宏大历史，却常常忽略了深入挖掘现场细节的那一环。社交、日常生活的细节，其实有助于我们去辩证地看待那个时期的大学教育；有助于我们挖掘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不同培养人才方式带来的不同影响；更有助于我们去其糟粕，从中选取灿烂的正面能量和精华。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