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提出要“推进实施老城重组”,近来备受关注。在这份引领北京未来15年发展的“总规”中，提及多年的“旧城”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老城”.那么，北京这座“老城”到底有多“老”?根据《礼记·乐记》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武王封蓟”的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三千零四十年，在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个蓟城纪念柱并镌刻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可是，蓟丘到底在哪里却一直难有定论……
蓟城和燕都朦胧不清
蓟国有黄帝和帝尧之后两种说法
周武王十一年灭商，由殷墟北上，沿途册封了许多诸侯国，北京地区有燕、蓟二国。在今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考古中发现了城垣、宫室遗址和镌有“燕”铭文的青铜礼器，由此确定此处即是燕都。上世纪90年代，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西周遗址博物馆以为标识。
可是，蓟都也就是后来的燕都到底在哪里却一直难有定论。一是蓟国来历朦胧不清，一说是黄帝之后，又一说是帝尧之后；二是燕国在什么时候吞并了蓟国，是什么原因把国都迁到了蓟城等，史籍中均无明确记载；三是迄今为止，仍没有发现燕都蓟城的遗迹，所以无法推断出蓟城的准确位置。这些问题虽然经过多年来不少学者探讨，但终究缺乏考古证据，语焉不详。最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把建城时间定在周武王十一年灭商之年，即公元前1045年，蓟城地址定在今广安门外一带，但总的来说，燕都蓟城仍然朦胧不清。1995年为纪念蓟国建城3040年，在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内建了一座建城纪念柱，并镌刻上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立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撰写的《北京建城记》石碑，但这只是大致肯定了蓟城的位置和建城的时间。
蓟丘之名最早出现于《战国策》
《乐毅报燕昭王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皇”
公元前313年，燕国内乱，齐军乘乱侵入燕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燕都遭到极大破坏。9年后燕昭王复仇，命乐毅领军伐齐，攻入齐都临淄。据《战国策·燕策二》载乐毅报燕昭王书：“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蓟丘”之名，这段文字中第一个“植”指的是树木，第二个“植”,指的是种植，“汶”是齐国南界汶水，“皇”是主要大门，就是说，把燕国蓟丘的大树栽种到齐国的大门口。树在古时是代表土地疆域的“社”主，这株树就代表齐国成了燕国的土地。但是这个蓟“丘”并没有明确指出是高地土丘，或是一处称为“蓟丘”的地名。
此后过了800多年，北魏郦道元着《水经注·湿水》就明确指出：“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北魏的蓟城经多方考证，其范围仍是当初的燕都，其西北隅在今白云观附近。可是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苦苦寻找，却始终一无所获，而在现状地形图中，这块地方的高度和蓟城其他地段基本一致，并没有“丘”的痕迹。所以，这个高丘状的蓟丘究竟在哪里仍然是一个谜。
蓟丘也许并非“土高曰丘”
或为井田制城邑或为原名蓟丘的故城
除了“土高曰丘”,“丘”是否还有其他含义？第一，“丘”可作废墟解。苏轼《凌虚台记》说原来的台阁以后化为了“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王勃《滕王阁序》也有“兰亭已矣，梓泽（西晋石崇金谷园）丘墟”.北魏的蓟丘有可能是一处宫殿的废墟，战国诸侯宫室盛行“高台榭美宫室”,燕都中即有宁台宫，高台宫殿的废墟就成了“丘”.
第二，“丘”还可以理解为井田制规划的城邑。周初施行土地井田制，“井”既是馈赠、交易、赏赐的计量单位，也是居住城邑规划的基本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规定，九夫为一井，边长3夫，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夫边长百步，一步六尺，则一井边长为1800尺，一丘为7200尺，按周尺1尺折今约0.2米计算，则1丘为1440余米见方，面积约207公顷，可居住5万至6万人。《广雅》：“丘，居也”;《广韵》：“丘，聚也”;《孟子·尽心下》：“是故得乎丘民”.可见“丘”是一个面积16井的城邑，燕都扩大四倍，为1“甸”,住有居民20万至24万左右。
第三，“丘”是秦汉以后城邑的名称。秦始皇施行郡县制，许多原来的“丘”更名为县和乡、亭（县以下行政单位）。《水经注》记载，北魏时大约有80处名“丘”的城邑，其中明确标明为某某“故城”的大约70处，如重丘故城、黎丘故城、灵丘县故城、斥丘县古城、梁丘乡、楚丘亭、阳丘亭等，还有一些丘名沿用至今，如任丘、章丘、灵丘、商丘、霍丘等。如果据此推断，北魏时期的蓟县也可能是原名蓟丘的故城。
唐辽子城可能是古蓟丘
《辽史·地理志》：“皇城东北隅有燕角楼”
一座新的城邑，大多是在原来故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燕都经过秦始皇三十二年“堕城令”及其后的几度兴废，原址范围已很模糊，但是文字记载和考古遗存证明，隋唐幽州蓟城和辽南京城基本上是在燕都故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辽史·地理志》载：“皇城东北隅有燕角楼”.燕角后世讹传为烟阁、县阁、线阁，其地在今天南、北线阁街与广安门内大街相交处。这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尚存高地，上面建有商铺。由此向西、向南至唐辽故城城墙，均约为1400余米见方，正符合周代1丘即16井的面积尺度。宋人路振《乘轺录》记载：“子城幅员五里”,指的是子城纵横各五里，长宽各二里半，折合为今天约1400余米，也就是周制的1丘。1956年5月，清华大学赵正之教授考察北京史迹，发现在广安门外护城河西新辟道路（今广安门外西滨河路）冲破了南北并连的三座夯土台，每座长宽各约60米，路土之下有唐辽时期夯土，其下又有周至战国夯土，夹有当代瓦砾和一块半圆形战国饕餮纹瓦当（据《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证明这是一处古燕都的宫殿遗址，后来唐辽在上面继续修筑房屋。
由于唐辽的子城既是西周蓟丘的“丘”城，又有西周以后各朝宫殿颓堆的“丘”墟，应该符合《水经注·湿水》所记。然而，为什么这处蓟丘在城的西南而《水经注》说是在西北？答案是，《水经注》从成书至宋代雕版印刷，500多年间辗转传抄，宋以后又不断翻刻，必有不少错讹。在地理方位中，明清学者校出了许多互异之处，其中就有北、南互异的（卷二十一汝水），因而今版《水经注·湿水》也不能排除把西南误传为西北的可能。2004年，原宣武区政府在古燕角楼附近建了一座石雕标识，给唐辽子城亦即古蓟丘留下了一点记忆。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