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画师所绘《明世宗出警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全市8万余辆公务用车全部统一了车窗标识，以强化公车管理，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近日，中央公车改革专项调研组在京进行相关调研。

 

 

    说到公车管理，古已有之，远在汉代，对“公车”的使用已有相关规定，明清时期公车的使用及管理更为严格，出台了多项规定以规范使用，对违规使用者予以严厉处罚，《明史·舆服志》和《大清律例》等史籍中多有记载；在京城地区，公车管理更是严格。那么，古代的“公车”指的是什么？明清时期的京城，又是如何管理这些“公车”的？

 

 

    《舆服志》最早记录“公车”使用情况

 

 

    汉代已有政府公务用车

 

 

    公车，乃公（官）家车轿之谓，先秦史籍中已有记述。《周礼·春官·巾车》曰：“巾车掌公车之政令”,“巾车”既是古代一种官名，也指以帷幕装饰的车子。司马迁《史记·东方朔传》曰：“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之人，此后多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公务用车，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已出现了。

 

 

    古代的“公车”包括官车、官马、官船、官轿等。因其名曰“公”,故自古不许私用。公车的“车制（型）”及“车饰”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最早的公车为牛车，后为马车，再后来才改为轿子。

 

 

    汉代是我国古代公车配置及使用逐步完善时期，汉景帝时期，朝廷便制定了公车使用办法：一是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别，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是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年俸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同时规定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年俸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

 

 

    西晋司马彪所编着的《续汉书·舆服志》记录了汉代以来的车马仪仗制度，后人将其补入范晔所着《后汉书》之中。“舆”,原指车厢，后引申为车，也泛指辇、轿、座驾等公（官）车；“服”,即为衣冠。《舆服志》对汉代公车的“车制”及“车饰”等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单“车制”就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耕车、戎车、猎车、軿车、青盖车、缘车、皂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小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载车、道从车、车马饰”等（见《后汉书·舆服志·第二十九》）。

 

 

    由于《舆服志》系统记载了汉代车仗、章服的制度及具体款式等，故被历代所重视和借鉴，各朝政府结合本朝实际，对《舆服志》进行修改与完善后，予以颁布，所以在《晋书》、《南齐书》、《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都设有《舆服志》。

 

 

    明代多项铁律限制“公车”使用

 

 

    不准随意乘轿 不许私自出借

 

 

    明朝初期，官场上贪腐之风渐起，特别是在官车（公车）使用上相互攀比，追求豪华。鉴于历代上公车腐败的教训，明太祖朱元璋“法体汉唐，参之宋典”,陆续颁布法令，制定出一套公车配备、使用制度。其中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乘坐小轿，其他官员不能乘轿。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大量官员进入京城，公车的使用也大为增加，朝廷为此对各级官员的公车配备、使用也制定了更严格的制度。

 

 

    明朝中期，朝廷不断颁布法令，对官员使用车、轿的相关规定作出重申和补充。景泰四年（1453年）， 代宗“诏令在京三品以上文官许乘轿，其余不许违例，在外各衙门俱不许乘轿。”弘治七年（1494年），孝宗下令，“除奉有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止许四人扛抬。其两京（南京、北京）五府管事，并内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许乘轿。”嘉靖五年（1526年），世宗敕令，“两京五府及在外镇守公侯伯都督等官、皇亲驸马、在京四品以下文职，在外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轿，军职有上马用杌、舆乘小轿出入者，参问降调如例。”嘉靖十五年（1536年）、隆庆二年（1568年）亦谕令重申，官员四品以下不得用帷轿。

 

 

    明朝还规定公车不许私自借用，《大明律》中单列“私借驿马”一条：“凡驿官，将驿马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人，及借之者，各杖八十。驿驴，减一等。验日追雇赁钱入官。若计雇赁钱重者，各坐赃论，加二等。”

 

 

    一旦官员违规使用公车被发现或弹劾，就会受到包括罚俸、革职、杖责、枷号在内的处罚。《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载，天顺六年（1462年），监察御史李杰因乘“八抬大轿”巡按直隶（明代称直接隶属于京师的地区）而遭弹劾，被下诏狱。英宗以其乖张跋扈，而降为典史，由正七品降为小吏。《明史·舆服志》也载有类似案例：隆庆二年（1568年），给事中徐尚弹劾应城伯孙文栋等坐轿出入，违反规定。穆宗命罚扣孙文栋等俸禄，并下令北京、南京的武官“非奉特恩”,不许坐轿。

 

 

    据传，天启七年（1627年）浙江永嘉人张阳纯任顺天府宛平知县后，广交地方商贾，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渔利。有杨姓富商欲到京西妙峰山朝拜泰山老母（碧霞元君），向张知县借衙中之官轿进山。张与杨结交甚密，遂出官轿为张所用，还令官差为其鸣锣开道。几日后此事传至顺天府府尹，遂上奏朝中，张知县被革职，永不叙用，另杖八十。

 

 

    清代致力于“公车改革”

 

 

    曾国藩因节省公车费用受到褒奖

 

 

    清朝公车管理比之前历朝历代都严格。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均致力于“公车改革”,规定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满汉大臣一律使用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比坐轿子要节约得多。

 

 

    《大清律例》中有关公车的使用条款比《大明律》更为细致，其中规定外省总督和巡抚使用八人轿，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坐八人轿；同时还规定，官轿外罩绿呢，只有官轿才能有起拱轿顶，民间花轿和市轿不准起拱，只能是平顶。另设举报纠察制度，对违规使用公车的予以举报。《大清律例》称：“勘合之外，如敢多给一夫一马，许前途州县据实揭报都察院纠参。倘容情不揭，别经揭报，一并治罪。”此条规定是说超过职制勘合标准而多给人马，下一州县及驿站应将该行为具报都察院。倘若隐瞒而有别人举报，知情不举者与多给驿马者一并治罪。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个“火烧和珅大轿（车）”的情节，历史上确有其事，但烧车者既不是纪晓岚的部下“海升”,也不是湖北中丞李矩璨，而是巡城御史谢振定。和珅是乾隆的宠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乘的公车为蓝呢大轿。其家奴刘全狗仗人势，经常坐着蓝呢大轿招摇过市，属严重逾制，但无人敢问。嘉庆元年（1796年）的一天，刘全乘轿出行，被正在巡城的御史谢振定发现，当即拦下，勒令其下轿，刘全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谢振定怒不可遏，令人将其拉下车，痛加责打，并当众烧掉了那辆豪华的车子。随后上奏朝中，和珅由此受到嘉庆皇帝的责罚，而谢御史被誉为“烧车御史”,名震京城。

 

 

    在处罚违规使用公车的同时，朝廷也对励勤励俭励精忠的官员予以褒奖。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他在升为正三品后，按规定轿子应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但他为人谨慎，在升为三品官后，没有增加护轿人，也没有把蓝轿换成绿轿。不久后，曾国藩又升为二品，按官制，他的四抬大轿应该换成八抬大轿，但他还是没有增加抬轿人，由此减少了许多车轿使用费用。此事上奏慈禧太后，老佛爷大为赞赏，称其励俭为民，予以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