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经济交流也带动了北宋东京的贸易市场繁荣发展。

　　当时的大相国寺就是京都一个繁荣的交易市场。《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万姓交易。交易物品之多，令人瞠目，其中还有外国货物，“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如番刀、番笛等不少外国物品都有销售。东角楼街巷的金银彩帛交易，“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白天交易刚歇，夜市又开始买卖。当时闻名的州桥夜市，经营各种饮食，众人乐此不疲，一直吃到三更。

　　经贸的发达也带动了东京的官营手工业，如制茶、造酒、汴绣及印刷等行业的发展，这些产品也是外国客商很乐意购买的。

　　同时，东京文化的交流也日臻繁盛。高丽等国派留学生到北宋入国子监学习，甚至有进士及第，在中国做官而不归者。高丽还广泛与中国进行书籍典册的交流，互通有无，共同把印刷术推向世界的前列。两国在宗教、书画、雕塑、乐舞等方面的交流也非常活跃，以至于宋朝皇帝“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商船，多载辎重，“泛海而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则由二淅溯汴至都下”而不用在口岸换乘中国内河船(见《萍舟可谈》记载)。

　　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影响，东京的城市地位也大幅提高，从而一跃而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大都会。

　　灿若彩虹势若枢纽的汴河

　　由于汴河连接着海上丝路和陆地丝路，在北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大量频繁的对外交往使汴河商运日益繁盛，而以汴河为主的中原航运网的日臻完善，又为商业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海运到达沿海口岸城市的外商携带货物，要通过汴河到东京朝贡，用回赐的银钱在京城买的货物也要经过汴河运回本国。当时与北宋有贸易活动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汴河的吞吐量可想而知。就连河道码头区也是夹河列市，成为百货阗拥的地方，甚为繁盛。由于汴河的水运畅通，运河沿岸经济发展，商业化都市因此而繁荣，形成了一批百业兴隆的港埠。

　　宋朝杭州、明州等地为了加强对外来商船的管理，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对进出港的外国船舶检查所载货物，征收关税招徕外商和收买舶货是其主要职责。收买的货物除了粗重价低者在当地出卖外，其珍贵细软都由市舶司如数上解京师，由设在东京的榷易院酌情入贡或出售。因此，当时在东京通过汴河运输的珍珠玛瑙、犀角象牙等高级物品自是不少。

　　来往中国的商人要到东京以西，除了乘坐骆驼，也有经汴河溯流而上的。例如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就有日本僧人搭乘宋朝商船跨海来到大宋，往来汴河多次，两次参拜五台山和龙门，又多次到东京晋见宋太宗，历时3年，直到雍熙三年(986年)才经汴河乘船回国。像这样乘船往返于东京上下的僧侣和商人还有很多。

　　汴河像一条纽带镶嵌在中原，两岸杨柳青青，河内舳舻相衔，真如天上彩虹。在唐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丝绸之路是由长安、洛阳经西域西行的,但西运货物不少是关东和江淮生产的。以丝绸为例，主要产自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大量外运的丝绸是经汴渠、黄河运到长安或洛阳，再启运西域。因此,可说汴河当时在对外贸易中也发挥了转运的作用。

　　杜甫诗中所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虽原非指汴河，但以此来形容汴河两岸民宅官邸与水陆丝绸之路连接的情景却是真真切切的。

　　千年汴河，此情可待成追忆

　　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是个能歌善舞的国家，据《宋史》卷488《三佛齐传》记载，宋真宗时，其国贡使带昆仑奴二人献给宋庭，“踏曲为乐”。后来，宋皇认为这两位乐舞人远离乡土，实可怜悯，最终送他们随贡使回国。

　　在参加《清明上河图》电视系列剧编写活动时，笔者从图中悟故事，从上述记载中改写剧情，又参考《东京梦华录》中“(汴京)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的记载，编出了来东京游历的阿拉伯少年、少女被市井无赖骗赌逼娼，危急时刻在众人救护下平安回国的传奇故事——《双珠泪》。其中歌曰：“如梦如谜汴河水，你是天上的彩虹。西去朔漠连古道，古道响驼铃。南流沧海涌碧波，碧波遮帆影。谜难猜，谁将谜猜透。梦难唤，莫把梦唤醒。”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