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道德不能当饭吃，军事中的地理问题虽非决定因素，但却仍然是重要因素。说到宋朝定都开封，窃以为难免没有应承旧习的原因，五代中四代定都这里。新朝定都于此，也是为了方便。新朝开国，国家能力还有限，民众还没从战乱中缓过气，大兴土木必是动摇国本。再者，宋代之关中已非汉唐之关中，山东诸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而关中衰败也成事实。开封地理交通便畅，得到全国的赋税补给也很方便，而关中则相对困难的多了。
定都开封，其实还是宋朝经济立国造成的。我们看宋代朝疆域地图，开封周围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这里一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开封是这些河流的中枢和向外辐射的水上交通要道。一个政权建立伊始，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获得。开封到了唐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又恰巧处于通济渠要冲，又是通往东都洛阳和唐都长安的重要门户，汴河南通江淮，大批江南的富饶物资可直达汴州。而此时的关中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零不堪，长安、洛阳更是屡遭战争破坏，亦非昔日旧观。虽然在北宋初年，太祖匡胤欲迁都洛阳或长安，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服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情况。
但这并不是说，就有百利了。其实，从自然环境上看，开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地。开封地处黄河下游，周围地势坦荡，不仅没有大山，就连丘阜也很难见到，不像长安、洛阳、北京等都有天然屏障，四塞险固而利于守。这一点，洛阳北有大河横绝，南有伊阙锁闭，东有成皋、虎牢之固，西有龙门、崤山之险，好歹比一片大平原上的开封要强。所以，北边一有问题，宋朝就危险了，我写到澶渊之盟的时候也在说这个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宋人不能预测抑或不愿预测北宋的倾覆和地理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时空隧道，去到汴梁城作改变历史的英雄。我们只能反思历史，反思我们现在的首都政策。
迁都！迁都！迁都！我又想起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和大儒章太炎关于新国家新首都的争论。
说起建都的深费斟酌，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大凡建都总要考虑地势方便与否的。西汉建都长安，因为关中号称天下膏壤，地势险要，挟制东方郡县好象按着别人的脊背。东汉的洛阳就要差些，那是因为长安经西汉末兵燹，残破过甚。何况洛阳虽不如长安，却也是有山有水的好风光，亦算有险可凭，况且历来就是古都。东晋的南京，号称石头城，虎踞龙盘，扼江而挡北方，也是风水宝地。北宋的汴梁最差，可那是实在没办法，因为燕云十六州都被别人占了，如果还建都洛阳，没有半点纵深，难以守御。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了对抗蒙古，不得不然。可是孙中山和章太炎很怪，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是武昌。理由是关中、洛阳等地自然环境已经不如古代，而武昌扬灵于大江，东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抚河洛，靠着铁路交通，而北达长城，南理两粤，这是石头城的南京所达不到的。他们认为当年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也是灭亡的一大原因。
不过和章太炎相比，中山先生的雄心更大！
中山先生认为，武昌虽然如此便利，可是以之为首都，驾御中原是足够了，但是要想控制新疆、蒙古，则又嫌局促，还是应当选择关中。他反驳章太炎的意见，认为虽然彼时的关中，富庶已远非秦汉可比，比不上南方诸省，可是就北方来说，比太行山以东各省还是要好。况且铁道交通一发展，给养并非什么难事。但是，在这里他又转折了一下，如果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然足够，可是想当亚洲的共主，又不够了。而要控制整个亚洲，则只有迁都伊犁。历代的王朝虽然降服西域，可是首都仍远在关中，威灵不能久驻，所以西域屡得屡失，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些话听得章太炎目瞪口呆，虽然早年对孙中山不是很心服口服，可是这下大概也明白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差距。因为他自己，则“毕竟是书生”嘛。这会，他于是大叫“善哉”，由衷赞美孙中山为“新圣”，推崇之至了。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