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 摄影/丁杨

《甘南纪事》，杨显惠著，花城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国庆节刚过，杨显惠从甘肃回到他在天津塘沽的家里。接连几个月在外奔波的他看上去并不怎么疲惫，反而平静中带点兴奋，此行对他今后的写作无疑又有助益。继几年前读者口碑上佳的《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后，他的新作《甘南纪事》刚刚出版，与两部前作记录特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尊严无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引人反思至拷问人性不同，《甘南纪事》的时间背景基本是这几年，笔触围绕甘肃甘南藏区农牧民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展开，细碎潺缓如流水。当地绝美的风景与简单质朴的风土人情做衬底，使得书中文字洋溢着远离尘嚣的温暖平和意味。

　　虽然安家在天津已二十多年，杨显惠的言谈举止仍不脱甘肃人本色，他的写作也始终围绕甘肃进行。他在甘肃有很多朋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有这几年行走甘南结识的藏族朋友打来电话。他和所谓的主流文坛没什么交集，研讨会、评论家、文学奖项与采风笔会之类关键词与他无关。说起对当下文学界的印象，他略作沉吟，“如今的文学并不神圣，很多作家不敢面对现实，缺乏责任感”。

　　为写此书，杨显惠连着几年一过春节就心向甘南“蠢蠢欲动”，“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甘南纪事》“后记”)视甘肃的历史与现实为取之不尽写作源泉的他乐意将自己的文学“野心”化为开采提炼好题材的动力。他相信写作是青灯黄卷甘苦自知的事情，为一部作品积累素材的过程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心力，无法速成，没有捷径。他习惯了一个人踏足夹边沟和定西倾听当年亲历者或相关人士的讲述，他的诚意可以敲开人们深埋心底的苦难记忆。他有勇气走入陌生而未知的甘南藏族农牧民的世界，在某个村落小路上信步，和村民打个招呼，就那么蹲坐在路边一块抽根烟、聊聊天。尊重和克制能够消解漠然、戒心，天性纯良、待人热情的当地人邀他到家里做客，渐渐向他描摹着独具历史文化传承与民族特色的甘南往事。

　　读书报：一到春天您就该去甘肃了，像候鸟一样。这样的状态持续多少年了?

　　杨显惠：从1997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去甘肃。一般是过了五一才走，有时候时间短，待上两个月，有时候得5个月。有一年，为了体验甘肃早春的感觉，我3月份就出发了。去之前我会有计划，这一趟我要干什么去?干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回来了。每次都是以兰州为根据地，去定西或者甘南，再回到兰州。

　　读书报：今年的行程顺利吗?

　　杨显惠：今年6月份才去，去了趟定西。为写《甘南纪事》，我都有5年没去定西了，写甘南的素材就是这么一次一次跑到那里积累出来的。这次也没什么任务，就是觉得写《定西孤儿院纪事》时那个氛围呀，心里边不要淡了。2006年写完《定西孤儿院纪事》最后一篇，还没发表呢我就出发去甘南，从那以后每年都去。我觉得根据我的写作需要，甘南跑得差不多了，今年放松一下，还去了河西。

　　读书报：感觉上，《甘南纪事》中的语言要比《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地域痕迹更重。

　　杨显惠：是的，因为甘南的藏族人说汉语就是书里那个味道，当地汉语方言就是那样。甘南藏区可能是几个省的藏区中最小的，不过藏族风俗保持得比较纯粹，如果你10年前去甘南，有些县几乎看不到藏族人之外的人，当地人骑着马从街头而过。这几年随着当地发展旅游业，汉族人也渐渐多了，但当地旅游配套设施还不太完善，住旅馆都不太容易。

　　读书报：《夹边沟记事》涉及特殊年代，《定西孤儿院纪事》相关史实太残酷，所以您采用短篇小说方式来记录、表达，同样源自真实素材的《甘南纪事》相比而言既紧贴当下又平实温和，为什么不用非虚构写法?

　　杨显惠：其实《甘南纪事》的虚构成分要比前两部多一些，毕竟在藏族地区深入生活、搜集素材难度更大。我的写作不能建立在浮光掠影上，要写好甘南，就要走到当地人生活深处，进入他们的世界，进而认识、了解他们的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他们的感情和价值观。而且我不是藏族人，还是个作家，贸然闯入人家的生活，普通人也许对我没什么想法，可是当地的干部，比如村长书记什么的会质疑：你一个汉族人，搞创作的，到我们这里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来调查我们?所以我每次去甘南，都通过中间人、朋友介绍我到某户当地人家里去。我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素材，不是有什么不便写的内容，而是，获取素材太不容易。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