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说：“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记者 郭红松摄

常书鸿的绘画作品《画家家庭》(1934年)。

常沙娜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黑人孩子的合影。

常沙娜的作品《雷神引高能》。

　　祖籍杭州，生于法国里昂，学在美国波士顿，自称“敦煌人”，80岁的常沙娜显得有点“复杂”。

　　或许正是因为什么都经历了，所以内心如水般纯净。

　　老了，发丝银白，年轮无情。但举止依然端庄，笑容依然优雅，英文、法文依然纯正，惊讶时身体会向后倾，来一句“是吗?”，眼神里依然有光。

　　更要紧的是，她懂得坚守，不轻易被所谓的新潮迷惑。

　　“现在流行什么岩彩画，他们要我去讲，我说不懂这个，要讲就讲20世纪四十年代父辈临摹敦煌的历程。”秉承父亲常书鸿的遗志，远在西北边陲沙漠里的千佛洞在她的心里有千钧重。

　　“我的‘源’就是流淌在我身上的敦煌艺术文脉。”年岁越长，这样的认识越发坚定。

　　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艺术设计教育，她一辈子就干了这四件事，至今还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

　　她爱敦煌，每次到敦煌都感觉是回家省亲;她爱花，视其为“大自然的宠儿”、“生命和美的象征”、“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她宛如一朵“敦煌之花”，装点在民族艺术的大花园里，吐纳着属于自己的芬芳。

　　盛开在戈壁滩上的“波斯菊”：父爱如山

　　四次“走”进父亲的画里

　　法国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现代巴黎的象征。这里藏有一幅《沙娜画像》，作者常书鸿。

　　画上的常沙娜留着齐整的“锅盖头”，一脸的懵懂、天真。

　　当时，公费留学法国的常书鸿，绘画才华正受到法国同仁的追捧，事业冉冉上升。孩子要出生了，取名字是大事，并期待这个名字跟出生地里昂有关。

　　好友吕斯百想到了里昂的两条河，一条叫“LE RHONE”(音“罗那”，阳性)，一条叫“LE SAONE”(音“塞那”，阴性)。吕斯百建议如果是男孩，就叫“RHONE”，是女孩就叫“SAONE”。常书鸿和妻子满口应下了，待女儿呱呱坠地，就唤名“沙娜”。

　　有了孩子，家庭才算完整。1934年，常沙娜3岁，常书鸿创作了《画家家庭》，画的正是自己的三口之家，“他那讲究的色调及细微的表现手法，真切地描绘了谧静祥和的家庭气氛。”常沙娜这般解读父亲的手笔。

　　这样的氛围翌年被内心升腾起来的使命感打破。在巴黎塞纳河河畔的旧书摊上，常书鸿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著者是法国人伯希和。在常沙娜眼里，这位东方学家“贪婪得如吸血虫吸取浓浓血浆似的，把藏经洞的精华狠狠地都吸干了”。

　　常书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祖国竟拥有如此悠久、灿烂的艺术?“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他难以自持地写道。

　　他决定回国，献身敦煌，不管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在遭遇战争的创伤，这个国家还顾不上去满足他的愿望。

　　首度跟随父母回到祖国的常沙娜，还习惯说着法语，怎么也想不到生命的威胁就在眼前。

　　1939年初，他们举家迁到贵阳，正好遇到日军发动“2·4”大空袭。常沙娜和母亲死里逃生，家里的一切物什化为灰烬。

　　孩子受到惊吓了。画家让妻子给女儿缝制了新衣裳，还让常沙娜穿上新凉鞋、白袜子，手里拿着画家庞薰琹夫人丘堤设计并制作的布娃娃，坐到他的画架前。一幅《沙娜像》诞生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