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营造了一个安详的装饰性的儿童房间。父亲一边画还一边给我讲了不少童话故事。通过创作和对话，他为我幼年的心灵消除战争的阴影。慈祥的父亲此刻也不忘在画中想象出那木马的玩具，那卡通式的‘象群’装饰画，并带着小房屋图案的壁纸……让它成为一幅幻想中的法国式的儿童乐园。”

　　尽管如今藏在浙江省博物馆里的这幅画作已经斑驳不堪，但其中充盈着的浓浓父爱让常沙娜至今都感到幸福萦绕。

　　这样的幸福在1942年也闪现过。那时，他们一家和留学法国回来的艺术家们住在重庆的凤凰山，常书鸿随笔挥就一幅即景，描绘了当时的生活。“这个小女孩就是我!”常沙娜一脸的得意。在画上，她梳着小辫子，正在喂鸡。

　　更得意的是她的父亲，因为他终于被准许前往魂牵梦系的敦煌，并且组建起敦煌艺术研究所。

　　生活很艰苦，水是涩的，每顿一碗面条，就着一点点盐，一点点醋，见不着蔬菜。但常书鸿乐在其中。

　　常沙娜被安排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假期回家随着大人们到洞窟里临摹壁画。

　　常书鸿再度拿起画笔，记录下女儿的“踪迹”。《临摹工作的开始》画的是常沙娜和一位年轻新娘正在商量着什么。

　　“这幅画以石青色调的‘经变’壁画为背景，用笔潇洒自如，着笔在人物的面部，把古代壁画与少女们潜在的青春活力融于一体，表述了画家对敦煌事业的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与活力。”女儿最懂父亲的心了。

　　画上的常沙娜，戴着马蔺花。她曾经为这些花朵写下如诗般的花语：“用‘变调换色’的手法，表现出更有内涵的效果——如神话中的梦幻，如月色下的花丛，从中可以带来很多的遐想。”

　　好景不长。1945年，母亲离家出走。14岁的常沙娜不得不辍学，回到敦煌，担负起照顾年幼弟弟、操持繁琐家务的重任。

　　但辍学不等于放弃了学习。就是这段时间，常沙娜真正迈进了敦煌这所艺术的大学堂。

　　她开始全面地了解历代壁画的历史背景和风格，系统地临摹历代壁画，还对装饰图案如藻井、佛光、边饰等进行了专题临摹;油画大家董希文给她辅导语文和西方美术史，苏莹辉则负责中国美术史;每天还要练习法语、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以唐人经书体为字帖习字……

　　常书鸿站在她的身旁潜移默化地教，站在身后严肃认真地监督着。

　　“置身敦煌这座艺术宫殿里，我在浩瀚的传统艺术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常沙娜把这段岁月定性为“没有学历的学业”。

　　既是父亲，又堪称“导师”的常书鸿总是设法给生活增添亮色。

　　抗战刚胜利，国民党政府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回到重庆奔走呼号，结果如他所愿。

　　1946年夏，他招收到了新生力量，一起返回敦煌。途中他专门买了各式各样的花籽，播撒在莫高窟的生活区。

　　常沙娜记得，“波斯菊”四处盛开，而且有红的、粉的、白的、紫的。在缅怀父亲的一篇文章里，她说这些“潇洒秀丽”的花朵，“映着橙黄色的向日葵，衬托着蔚蓝的天空，把这些沙漠绿洲中的院落点缀得格外的灿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以画和花，撞击着女儿的心，也铺开了她的艺术之路、人生之路。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花饰：爱在敦煌

　　周总理提议为她设计的美丽图案干杯

　　6年的敦煌生活，常沙娜沉浸在美妙绝伦的传统艺术世界里，虔诚地学习、临摹。有时偌大的洞窟里只有她一个人，难免寂寞，借助洞窟的回音，她扯开嗓子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长亭外古道边……”

　　歌唱得欢跃，手里的画笔也有了灵性，功力越见深厚。1951年初，她的才华得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首肯，把她调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协助筹建工艺美术教研组。

　　林徽因特别授意和指导她发挥特长，把敦煌的装饰图案运用于现实生活所需的工艺美术品中。

　　1951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刊登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其中展示了常沙娜设计的作品，包括景泰蓝台灯、圆盘和烧瓷。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