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个家庭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实质上却往往紧密联系着社会大背景的起落，折射出时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特征。于此大背景下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命运，便反射出某种特异的受害者或探险者的光芒，使个人命运笼罩上一层与恶劣环境搏斗以及创造奇迹的辉煌。

　　严格说来，人类没有永恒不变的定居者，世上的一切事情都在变化，迁徙不过是一次明显的变化；严格说来西部也没有多少世居不移的当地人，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在迁徙中寻找家园、重建故乡。勒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之论：“匈奴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和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大山远征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最后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搏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的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和古代的民族大迁徙相比，本世纪以来的个体的或较大规模的迁徙都是平稳和安全的。这说明，今人对迁徙灾难的承受力已远逊于古人，同时也证明，社会的确从野蛮走近文明。

　　在西部所有迁徙者中，真是各有其不幸和幸运、悲壮和顽强。其中锡伯族的大迁徙是令人钦佩的，这数千人从东北奉命钺边西北，拖家带口，行和万里。百年来，锡伯人是永远的战士。以一个小小的民族处于各大民族之间，以其骠悍、勇敢、善于学习、勇于自卫的精神使各大民族不敢轻侮小窥。这是一支伟大的迁徙者。我前一段时间有幸参加了一次以锡伯人为主的各民族小型宴会，酒店的老板是维吾尔人，锡伯人中间有诗人、导演、全国摔跤冠军，还有从澳洲归来的音乐家，还有一位因车祸撞碎髋骨治愈后戴着钢架的乐观主义半汉，当然还有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和杭州的漂亮女士。

　　这些都是迁徙者或迁徙者的后裔。然而这些人脸上哪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呢？男的一律强壮、热情、豪放，而且全部具有一副令人吃惊的好歌喉；女的也都文静、大方、善解人意、举止不俗。当悉尼归来的锡伯人拉响手风琴，用蒙语、哈萨克语唱酒歌和怀念故乡的歌时，雄伟而优美的歌声发自肺腑，令人热泪盈眶。

　　被车祸撞碎髋骨的人打起响亮的口哨，快乐忘形；他的头被我形容为“上截刚从森林里锯下来松木墩子，正散发着生命的芬芳”；还有华肖昌这个政协委员，他说：“我们是弱小民族，汉族是老大哥。”我纠正道：“锡伯族是小民族，但绝不是弱民族！”

　　他们听了欢呼了起来——“干杯！”

　　那天晚上，我非常兴奋，因为我又一次巧遇了新疆真正的精神和新疆的美！在一个矮小的酒店里，在一群陌生的各民族朋友中间，远古的    迁徙者和近代的迁徙者在西域会师了，歌唱与欢乐为任何别的地方所难寻！

　　谁说我们这里是没有文化的地方呢？我们的文化只是藏得比较深罢了。它不在舞台、不在荧屏上，而是深藏在历史和每一位迁徙者的心里。它是一种久经打磨的真实感情，故尔不能表演，无法演出，只有在特定环境际遇下，交汇碰撞出大真大美的光芒。

　　是的，命运交付给我们生存的土地是值得我们倾心去爱的。有一个从甘肃来的吴老汉，住在戈壁滩上，放了一群羊。在他的土屋柴门不远处，突然被测定不亚洲地理中心，东经８７°２０′，北纬４３°４１′，由新疆科学院竖标立牌。谁也想不到，整个亚洲的地理中心，竟是这小小的包家糟子。

　　结果，吴老汉潜藏的某种力量被唤醒了，他买了羊，每天专心地刻起了大石狮子，他在这“无浪三丈风”的地理中心苦苦地津津有味地刻了三年石头狮子。许多报纸报道了他。

　　这个牧羊人默默地在风沙中刻石头的举动，引发了城市里相当一些人的共鸣，他的顽强的“亚心守望”精神，他的对于某种不关心生计的幻觉的妄念，成了人们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爱的寄托。人们从吴老汉的痴情中，找到了一切迁徙者的归宿和家园。

　　也许吧，越是荒凉的地方，爱越是容易被凸现出来，信念越是像背水一战的决心那样决绝地耸立起来——如中国西部那些挺拔不屈的山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