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物中，有一种出现最早、使用最多、威力最强、持续最久的器物，这就是兵器。它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并且与每一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兵器的历史应当追溯到跑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当时他们已经使用带刃的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石刀、石枪、石矛、石戈、石镞等兵器。

 

　　奴隶社会可以说是进入了真正的兵器时代。由于阶级对立关系的出现，加之青铜业较为发达，青铜兵器也就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有青铜戈、刀、戟、矛、铖、剑等多种兵器。目前发现的这些青铜兵器，大多是西周时期的。春秋战国时，由于冶铁业的不断发展，铁质兵器开始出现。到了汉代，铁质兵器的锻造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类兵器变得更加坚硬锋利，而且保持了较好的韧性。唐代的兵器种类繁多，制作工艺精良，兵器的整体造型有了较大的改进。宋代出现了一些特殊式样的兵器，如形如铁锚的飞钩等。在元朝，战争中开始使用铜铳等大型兵器。而明清时期，枪炮、弓箭、长矛、大刀等兵器交叉使用，在战场上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甘肃历史悠久，在古代是著名的古战场。从新石器时代到以后各朝代，甘肃出现过种类繁多各种兵器，现按类择要作一介绍。

 

　　刀

 

　　最早是用作劳动的工具，后来成为防身自卫的武器。考古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件青铜兵器是在甘肃马家窑遗址中发现的青铜短刀，距今约5000年左右。甘肃康乐商罐地出土的一把青铜刀，长18.9厘米，刃部锋利，保存完好。广河县齐家坪出土的一件人头形柄铜匕，长14.6厘米，距念4000年左右。柄部雕刻一人面，有着拙朴的艺术风格，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早期兵器中的佼佼者。

 

　　戟

 

　　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是一种具有较强杀伤力的兵器。它是以矛为主体，并在矛的基础上结合戈的优点而制造的新型兵器。它既有直刃又有横刃，呈“十”字或“卜”字形，具有钩割、啄击、直刺等多种用途。西周时期青铜戟的造型增多，制作工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青铜人类戟，是全国发现的青铜戟中的精品，通长23.3厘米。戟端雕一人头像，高鼻深目，长发鬈曲，可能是当时生活在贵州西南部一带的猃狁等少数民族的形象；援基饰一浮雕牛头，青铜人头戟为罕见的特殊兵器，以异族首级置于兵器顶端，有炫示威武之意。

 

　　戈

 

　　被称为“中国的专利武器”，是一种长兵器。戈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已开始磨制石戈。戈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勾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有明显的优点，特别是在以驾驶战车作战为主的古战场上，戈更是兵器中的佼佼者。当古代武士站在车上作战，或车下武士与敌方战车交手时，显示出了巨大的作战威力。1977年11月，甘肃庆阳发现一件商代玉戈，保存完好，长38.6厘米，援（用于钩啄的部位）呈三角形，微下曲，前锋尖锐；内（用于装柄的部位）上饰兽面纹和圆圈纹；柄的前方中部竖行阴刻“乍册吾”三字。其形制、大小、风格，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时代与之相近。像这样年代较早并刻有铭文的玉戈，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是不多见的。西周时期，大量的铜戈开始出现。1972年，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了300多件兵器，其中有青铜戈23件，比玉戈更加进步，成了一种具备多功能的重要兵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于防卫的盔甲的坚硬度逐步提高，车战日益被步兵战和骑兵战所替代，使得极适宜于车战的戈没有了用武之地，最后不得不被新的兵器所取代。到了西汉以后，戈更是几乎在战场上绝迹。不过，由于戈所独具的威武外形，使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礼仪兵器，被用作仪仗兵和守门武士手中的饰品。直到今天，人们仿佛还能从“大动干戈”，“化干戈为玉帛”等词句中看到戈的身影。

 

　　弓箭

 

　　是一种最古老的弹射兵器。它看上去制作非常简单，但却有着巨大无比的威力。早在距今3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制造弓箭。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朔县峙峪村发掘出一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镞，长2.8厘米，用薄燧石制成，加工精细，锋尖锐利。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这枚石镞距今约有2.8万年。镞实际上是安装在箭上的箭头。弓箭是古人类的一项重要发明，对于以狩猎和畜牧为主的原始民族，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可以有效地抵御猛兽并更多地获得猎物。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弓箭有了较大的乞讨进。由简单的单体弓发展为复合弓，加装了更为坚硬锐利的骨镞和磨制石镞，从而增强了箭的穿透力和杀伤力。到了商代，出现了用两层以上材料钻成的合体弓，大大延伸了箭和射程。弓箭在商周时期已成为车战中的主要兵器。那时，每辆战车上有甲士3人，主将在左，专管张弓射箭；另一甲士在右，操戈；御者居中，负责驾驶。据《考工记》记载，周代国家军事部门已有专门掌管弓箭制作、发放的机构。春秋战国时期，弓箭的应用已相当普遍，被列为兵器之首。贵族、将门之子一般从小就开始学习射箭。作为一门技艺，“射”成了公卿大夫必须通晓的“六艺”之一。不仅在国君会盟、宴会上被列为一种礼仪，而且在民间风俗中也以它作为礼节。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中曾发现青铜镞；庆阳地区曾出土两支战国时期的青铜弓箭；河西地区也发现过汉代的青铜弓箭。汉以后，到了元代，弓箭成了军队主要的作战兵器。蒙古兵以善于使用弓箭著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见识弯弓射大雕。”正是蒙古将士驰骋沙场骁勇善战的真实写照。

 

　　剑

 

　　一种人们十分喜爱的古代兵器，不少青少年男子甚至用“剑”作为自己的名字。与其它兵器相比，剑出现得较晚。原始社会还没有剑，大约在铜兵器走向全盛的时期，才由矛头及匕首演变出一种既可刺又可砍的双刃兵器，而这种双刃兵器的就是剑的鼻祖。与其他兵器相比，剑体形修长，两面有刃，向前聚成锐利的锋，后端的短柄，可以把握；刃和锋是剑推刺挥劈的有效杀伤部位。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青铜镂空鞘的短剑独具特色。剑长23.5厘米，鞘长18.4厘米，剑鞘中部镂刻着蟠蛇纹，鞘口两侧饰一对犀纹，雕镂精巧的剑鞘使置于其中的短剑显得格外珍贵。春秋战国时期，轻便锋利的剑很快在各地得到重视和发展，出现了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许多传世的名剑。我省的武山、天水、礼县等地墓葬中，出土这一些战国青铜剑。尤其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剑，制作精细。这一时期剑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柳叶形变成脊形，剑身长度逐渐加大，从而大大提高了剑的杀伤威力。

 

　　铖

 

　　一种特殊的兵器，更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我国早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石铖。《诗·商倾》中写道：“武王载，有虔秉铖。”铖是在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象形文字中，“王”字就来源于早期铖的外部形状。石铖经常被当作刑具使用，这个习惯一直流传到汉代。古代部落首领在参加祭祀、聚会等重大活动时，都随身携带铖，以示权威。在商周时期，铖作为礼兵器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将接受铖就意味着被授予了军权帅印。出土于甘肃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的一件虎纹铜铖，长23厘米，宽6厘米，重685克；整体似半环，外形呈弧月状。铖身铸成一卧虎，虎背为刃，虎头含銎并有横穿孔。铖身上的浮雕虎纹做翻腾回首状，张口露牙，用嘴衔住杖西风。虎的鼻梁上雕有“王”字。此件兵器造型独特，花纹别致。其铜质与其它兵器比较也有所不同，色白而光亮。它是上层奴隶主行使军政司法大权的信物，其坚锐、华丽，为诸兵器之冠。